毛诗正义 汉 毛亨传 郑玄笺 唐 孔颖达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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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四库总目提要
四十卷（内府藏本）
汉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唐孔颖达疏。案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毛诗》二十九卷，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。然但称毛公，不著其名。《後汉书·儒林传》始云：“赵人毛长传《诗》，是为《毛诗》。”其长字不从“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《毛诗》二十卷，汉河间太守毛苌传，郑氏笺。於是《诗传》始称毛苌。然郑玄《诗谱》曰：“鲁人大毛公为《训诂传》於其家，河间献王得而献之，以小毛公为博士。”陆玑《毛诗草木虫鱼疏》亦云：“孔子删《诗》授卜商，商为之序，以授鲁人曾申，申授魏人李克，克授鲁人孟仲子，仲子授根牟子，根牟子授赵人荀卿，荀卿授鲁国毛亨，毛亨作《训诂传》以授赵国毛苌。时人谓亨为大毛公，苌为小毛公。”据是二书，则作《传》者乃毛亨，非毛苌，故孔氏《正义》亦云大毛公为其《传》，由小毛公而题毛也。《隋志》所云，殊为舛误。而流俗沿袭，莫之能更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乃以《毛诗》二十九卷题毛亨撰，注曰“佚”。《毛诗训故传》三十卷题毛苌撰，注曰“存”。意主调停，尤为於古无据。今参稽众说，定作《传》者为毛亨。以郑氏後汉人，陆氏三国吴人，并传授《毛诗》，渊源有自，所言必不诬也。郑氏发明毛义，自命曰《笺》。《博物志》曰：“毛公尝为北海郡守，康成是此郡人，故以为敬。”推张华所言，盖以为公府用记、郡将用笺之意。然康成生於汉末，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，殊无所取。案《说文》曰：“笺，表识书也。”郑氏《六艺论》云：“注《诗》宗毛为主。毛义若隐略，则更表明。如有不同，即下己意，使可识别。（案此论今佚，此据《正义》所引。）”然则康成特因《毛传》而表识其傍，如今人之签记，积而成帙，故谓之《笺》，无容别曲说也。自郑《笺》既行，齐、鲁、韩三家遂废。（案此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之说。）然《笺》与《传》义亦时有异同。魏王肃作《毛诗注》、《毛诗义驳》、《毛诗奏事》、《毛诗问难》诸书，以申毛难郑。欧阳修引其释《卫风·击鼓》五章，谓“郑不如王”（见《诗本义》。）王基又作《毛诗驳》，以申郑难王。王应麟引其驳《芣苡》一条，谓“王不及郑”。（见《困学纪闻》，亦载《经典释文》。）晋孙毓作《毛诗异同评》，复申王说。陈统作《难孙氏毛诗评》，又明郑义。（并见《经典释文》。）袒分左右，垂数百年。至唐贞观十六年，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，乃论归一定，无复歧途。毛传二十九卷，《隋志》附以郑笺作二十卷，疑为康成所并。颖达等以疏文繁重，又析为四十卷。其书以刘焯《毛诗义疏》、刘炫《毛诗述义》为稿本，故能融贯群言，包罗古义，终唐之世，人无异词。惟王谠《唐语林》记刘禹锡听施士匄讲《毛诗》所说“维鹈在梁”、“陟彼岵兮”、“勿翦勿拜”、“维北有斗”四义，称毛未注，然未尝有所诋排也。至宋郑樵，恃其才辨，无故而发难端，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、郑为能事。元延祐科举条制，《诗》虽兼用古注疏，其时门户已成，讲学者讫不遵用。沿及明代，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《诗经大全》，著为令典，於是专宗朱《传》，汉学遂亡。然朱子从郑樵之说，不过攻《小序》耳。至於《诗》中训诂，用毛、郑者居多。後儒不考古书，不知《小序》自《小序》，《传》、《笺》自《传》、《笺》，哄然佐斗，遂并毛郑而弃之。是非惟不知毛、郑为何语，殆并朱子之《传》亦不辨为何语矣。我国家经学昌明，一洗前明之固陋。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《十三经注疏》，颁布学宫，鼓箧之儒，皆骎骎乎研求古学。今特录其书与《小序》同冠《诗类》之首，以昭六义渊源，其来有自；孔门师授，端绪炳然，终不能以他说掩也。
序
夫《诗》者，论功颂德之歌，止僻防邪之训，虽无为而自发，乃有益於生灵。六情静於中，百物荡於外，情缘物动，物感情迁。若政遇醇和，则欢娱被於朝野，时当惨黩，亦怨剌形於咏歌。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，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。发诸情性，谐於律吕，故曰“感天地，动鬼神，莫近於《诗》”。此乃《诗》之为用，其利大矣。
若夫哀乐之起，冥於自然，喜怒之端，非由人事。故燕雀表啁噍之感，鸾凤有歌舞之容。然则《诗》理之先，同夫开辟，《诗》迹所用，随运而移。上皇道质，故讽谕之情寡。中古政繁，亦讴歌之理切。唐、虞乃见其初，牺、轩莫测其始。於后时经五代，篇有三千，成、康没而颂声寝，陈灵兴而变风息。先君宣父，釐正遗文，缉其精华，褫其烦重，上从周始，下暨鲁僖，四百年閒，六诗备矣。卜商阐其业，雅颂与金石同和；秦正燎其书，简牍与烟尘共尽。汉氏之初，《诗》分为四：申公腾芳於鄢郢，毛氏光价於河閒，贯长卿传之於前，郑康成笺之於后。晋、宋、二萧之世，其道大行；齐、魏两河之閒，兹风不坠。
其近代为义疏者，有全缓、何胤、舒瑗、刘轨思、刘丑、刘焯、刘炫等。然焯、炫并聪颖特达，文而又儒，擢秀幹於一时，骋绝辔於千里，固诸儒之所揖让，日下之无双，於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。今奉敕删定，故据以为本。然焯、炫等负恃才气，轻鄙先达，同其所异，异其所同，或应略而反详，或宜详而更略，准其绳墨，差忒未免，勘其会同，时有颠踬。今则削其所烦，增其所简，唯意存於曲直，非有心於爱憎。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、徵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，辨详得失。至十六年，又奉敕与前脩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、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，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正，凡为四十卷，庶以对扬圣范，垂训幼蒙，故序其所见，载之於卷首云尔。
◎诗谱序
诗之兴也，谅不於上皇之世。
[疏]正义曰：上皇谓伏牺，三皇之最先者，故谓之上皇。郑知于时信无诗者，上皇之时，举代淳朴，田渔而食，与物未殊。居上者设言而莫违，在下者群居而不乱，未有礼义之教，刑罚之威，为善则莫知其善，为恶则莫知其恶，其心既无所感，其志有何可言，故知尔时未有诗咏。
大庭、轩辕逮於高辛，其时有亡载籍，亦蔑云焉。
[疏]正义曰：郑注《中候·敕省图》，以伏牺、女娲、神农三代为三皇，以轩辕、少昊、高阳、高辛、陶唐、有虞六代为五帝。德合北辰者皆称皇，感五帝座星者皆称帝，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。大庭，神农之别号。大庭、轩辕疑其有诗者，大庭以还，渐有乐器，乐器之音，逐人为辞，则是为诗之渐，故疑有之也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曰：“土鼓、蕢桴、苇籥，伊耆氏之乐也。”注云：“伊耆氏，古天子号。”《礼运》云：“夫礼之初，始诸饮食。蕢桴而土鼓。”注云：“中古未有釜甑。”而中古谓神农时也。《郊特牲》云：“伊耆氏始为蜡。”蜡者，为田报祭。案《易·系辞》称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，则田起神农矣。二者相推，则伊耆、神农并与大庭为一。大庭有鼓籥之器，黄帝有《云门》之乐，至周尚有《云门》，明其音声和集。既能和集，必不空弦，弦之所歌，即是诗也。但事不经见，故总为疑辞。案《古史考》云“伏牺作瑟”，《明堂位》云“女娲之笙簧”，则伏牺、女娲已有乐矣。郑既信伏牺无诗，又不疑女娲有诗，而以大庭为首者，原夫乐之所起，发於人之性情，性情之生，斯乃自然而有，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，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，岂由有诗而乃成乐，乐作而必由诗？然则上古之时，徒有讴歌吟呼，纵令土鼓、苇籥，必无文字雅颂之声。故伏牺作瑟，女娲笙簧，及蕢桴、土鼓，必不因诗咏。如此则时虽有乐，容或无诗。郑疑大庭有诗者，正据后世渐文，故疑有尔，未必以土鼓、苇籥遂为有诗。若然，《诗序》云“情动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。声成文谓之音”，是由诗乃为乐者。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，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。郑说既疑大庭有诗，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。而《六艺论·论诗》云：“诗者，弦歌讽谕之声也。自书契之兴，朴略尚质，面称不为谄，目谏不为谤，君臣之接如朋友然，在於恳诚而已。斯道稍衰，奸伪以生，上下相犯。及其制礼，尊君卑臣，君道刚严，臣道柔顺，於是箴谏者希，情志不通，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。”彼书契之兴既未有诗，制礼之后始有诗者，《艺论》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，故以制礼为限。此言有诗之渐，述情歌咏，未有箴谏，故疑大庭以还。由主意有异，故所称不同。礼之初与天地并矣，而《艺论·论礼》云“礼其初起，盖与诗同时”，亦谓今时所用之礼，不言礼起之初也。
《虞书》曰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然则《诗》之道放於此乎！
[疏]正义曰：《虞书》者，《舜典》也。郑不见《古文尚书》，伏生以《舜典》合於《尧典》，故郑注在《尧典》之末。彼注云：“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。永，长也，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。声之曲折，又长言而为之。声中律乃为和。”彼《舜典》命乐，已道歌诗，经典言诗，无先此者，故言《诗》之道也。“放於此乎”，犹言適於此也。“放於此乎”，隐二年《公羊传》文。言放於此者，谓今诵美讥过之诗，其道始於此，非初作讴歌始於此也。《益稷》称舜云：“工以纳言，时而飏之，格则乘之庸之，否则威之。”彼说舜诫群臣，使之用诗。是用诗规谏，舜时已然。大舜之圣，任贤使能，目谏面称，似无所忌。而云“情志不通，始作诗”者，《六艺论》云情志不通者，据今诗而论，故云“以诵其美而讥其过”。其唐虞之诗，非由情志不通，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，且为滥觞之渐，与今诗不一，故《皋陶谟》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，即是诗也。《虞书》所言，虽是舜之命夔，而舜承於尧，明尧已用诗矣，故《六艺论》云唐、虞始造其初，至周分为六诗，亦指《尧典》之文。谓之造初，谓造今诗之初，非讴歌之初。讴歌之初，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。然讴歌自当久远，其名曰诗，未知何代。虽於舜世始见诗名，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。名为诗者，《内则》说负子之礼云“诗负之”，注云：“诗之言承也。”《春秋说题辞》云：“在事为诗，未发为谋，恬澹为心，思虑为志。诗之为言，志也。”《诗纬·含神务》云：“诗者，持也。”然则诗有三训，承也、志也、持也。作者承君政之善恶，述己志而作诗，为诗所以持人之行，使不失队，故一名而三训也。
有夏承之，篇章泯弃，靡有孑遗。
[疏]正义曰：夏承虞后，必有诗矣。但篇章绝灭，无有孑然而得遗馀。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时灭也。有《商颂》而无夏颂，盖周室之初世记录不得。
迩及商王，不风不雅。
[疏]正义曰：汤以诸侯行化，卒为天子。《商颂》成汤“命於下国，封建厥福”，明其政教渐兴，亦有风、雅。商、周相接，年月未多，今无商风、雅，唯有其颂，是周世弃而不录，故云“近及商王，不风不雅”，言有而不取之。
何者？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，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，各於其党，则为法者彰显，为戒者著明。
[疏]正义曰：此论周室不存商之风、雅之意。风、雅之诗，止有论功颂德、剌过讥失之二事耳。党谓族亲。此二事各於己之族亲，周人自录周之风、雅，则法足彰显，戒足著明，不假复录先代之风、雅也。颂则前代至美之诗，敬先代，故录之。○
周自后稷播种百穀，黎民阻饥，兹时乃粒，自传於此名也。
[疏]正义曰：自此下至“诗之正经”，说周有正诗之由。言后稷种百穀之时，众人皆厄於饥，此时乃得粒食。后稷有此大功，称闻不朽，是后稷自彼尧时流传於此后世之名也。《尧典》说舜命后稷云：“帝曰：‘弃，黎民阻饥，汝后稷，播时百穀。’”《皋陶谟》称禹曰：予“暨稷播，奏庶艰食、鲜食，烝民乃粒”。是其文也。
陶唐之末，中叶公刘亦世脩其业，以明民共财。
[疏]正义曰：公刘者，后稷之曾孙，当夏时为诸侯。以后稷当唐之时，故继唐言之也。中叶，谓中世。后稷至於大王，公刘居其中。《商颂》云“昔在中叶”，亦谓自契至汤之中也。《祭法》云“黄帝正名百物，以明民共财”。明民，谓使衣服有章。共财，谓使之同有财用。公刘在豳教民，使上下有章，财用不乏，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。
至於大王、王季，克堪顾天。
[疏]正义曰：此《尚书·多方》，说天以纣恶，更求人主之意，云：“天惟求尔多方，大动以威，开厥顾天。惟尔多方，罔堪顾之。惟我周王，克堪用德，惟典神天。”注云：顾由视念也。其意言天下灾异之威，动天下之心，开其能为天以视念者。众国无堪为之，惟我周能堪之。彼言文王、武王能顾天耳。大王、王季为天所祐，已有王迹，是能顾天也。
文、武之德，光熙前绪，以集大命於厥身，遂为天下父母，使民有政有居。
[疏]正义曰：《泰誓》说武王伐纣，众咸曰孜孜无怠，天将有立父母，民之有政有居。言民得圣人为父母，必将有明政，有安居。文、武道同，故并言之。
其时《诗》，风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雅有《鹿鸣》、《文王》之属。
[疏]正义曰：此总言文、武之诗皆述文、武之政，未必皆文、武时作也，故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之等，检其文，皆成王时作。
及成王，周公致大平，制礼作乐，而有颂声兴焉，盛之至也。
[疏]正义曰：时当成王，功由周公，故《谱》说成王之诗皆并举周公为文。制礼作乐，大平无为，故与大平连言。颂声之兴，不皆在制礼之后也。故《春官·乐师职》云：“及彻，帅学士而歌彻。”玄谓彻者，歌《雍》也。是颂诗之作，有在制礼前者也。
本之由此风、雅而来，故皆录之，谓之《诗》之正经。
[疏]正义曰：此解周诗并录风、雅之意。以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风，是王化之基本，《鹿鸣》、《文王》之雅，初兴之政教。今有颂之成功，由彼风、雅而就，据成功之颂，本而原之，其颂乃由此风、雅而来，故皆录之，谓之《诗》之正经。以道衰乃作者，名之为“变”，此诗谓之为“正”。此等正诗，昔武王采得之后，乃成王即政之初，於时国史自定其篇，属之大师，以为常乐，非孔子有去取也。《仪礼·乡饮酒》“工歌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”，“笙入奏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”，“閒歌《鱼丽》，笙《由庚》，歌《南有嘉鱼》，笙《崇丘》，歌《南山有台》，笙《由仪》，合乐《周南·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、《召南·鹊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”。《燕礼》用乐与《乡饮酒》文同，唯《采蘋》越《草虫》之篇，其馀在於今《诗》，悉皆次比。又《左传》及《国语》称鲁叔孙穆子聘於晋，晋人为之歌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绵》，又歌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，亦各取三篇，风、雅异奏，明其先自次比，非孔子定之，故《谱》於此不言孔子。其变风、变雅皆孔子所定，故下文特言孔子录之。《春官·大师职》郑司农注云：“古而自有风、雅、颂之名，故延陵季子观乐於鲁，时孔子尚幼，未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曰‘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’，曰：‘是其《卫风》乎’。又为之歌小雅、大雅，又为之歌颂。《论语》曰：‘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。’时礼乐自诸侯出，颇有谬乱不正者，孔子正之耳。”是司农之意亦与郑同，以为风、雅先定，非孔子为之。襄二十九年《左传》，服虔注云：“哀公十一年，孔子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，距此六十一岁。当时雅、颂未定，而云为之歌小雅、大雅、颂者，传家据已定录之。”此说非也。六诗之目，见於《周礼》，岂由孔子始定其名乎？《仪礼》歌《召南》三篇，越《草虫》而取《采蘋》，盖《采蘋》旧在《草虫》之前。孔子以后，简札始倒，或者《草虫》有忧心之言，故不用为常乐耳。
后王稍更陵迟，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。夷身失礼之后，邶不尊贤。
[疏]正义曰：自此以下，至“刺怨相寻”，解变风、变雅之作时节。变风之作，齐、卫为先。齐哀公当懿王，卫顷公当夷王，故先言此也。庄四年《公羊传》曰：“齐哀公亨乎周，纪侯谮之。”徐广以为周夷王亨之。郑知懿王者，以《齐世家》云“周亨哀公，而立其弟靖，为胡公。”当夷王之时，哀公母弟山杀胡公而自立”。言夷王之时，山杀胡公，则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。受谮亨人，是衰闇之主。夷王上有孝王，《书传》不言孝王有大罪恶。《周本纪》云：“懿王立，王室遂衰，诗人作刺。”是周衰自懿王始，明懿王受谮矣。《本纪》言诗人作刺，得不以懿王之时《鸡鸣》之诗作乎？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。《卫世家》云：“贞伯卒，子顷侯立。顷侯厚赂周夷王，夷王命为卫侯。”是卫顷公当夷王时。《郊特牲》云：“觐礼，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。”下堂而见诸侯，天子之失礼也，由夷王以下，是夷王身失礼也。《柏舟》言“仁而不遇”，是邶不尊贤也。
自是而下，厉也幽也，政教尤衰，周室大坏，《十月之交》、《民劳》、《板》、《荡》勃尔俱作。众国纷然，刺怨相寻。正义曰：大率变风之作，多在夷、厉之后，故云“众国纷然，刺怨相寻”。《击鼓序》云“怨州吁”，怨亦剌之类，故连言之。五霸之末，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善者谁赏？恶者谁罚？纪纲绝矣。
[疏]正义曰：此言周室极衰之后不复有诗之意。“五霸”之字，或作“五伯”。成二年《左传》云：“五伯之霸也。”《中候》“霸免”，注云：“霸犹把也，把天子之事也。”然则言伯者，长也，谓与诸侯为长也。五伯者，三代之末，王政衰微，诸侯之强者以把天子之事，与诸侯为长，三代共有五人。服虔云：“五伯，谓夏伯昆吾，商伯大彭、豕韦，周伯齐桓、晋文也。”知者，《郑语》云：“祝融之后，昆吾为夏伯矣，大彭、豕韦为商伯矣。”《论语》云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。”昭九年传云：“文之伯也。”是五者为霸之文也。此言五霸之末，正谓周代之霸齐桓、晋文之后，明其不在夏、殷之霸也。齐、晋最居其末，故言五霸之末耳。僖元年《公羊传》云：“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则桓公耻之。”是齐桓、晋文能赏善罚恶也。其后无复霸君，不能赏罚，是天下之纲纪绝矣。纵使作诗，终是无益，故贤者不复作诗，由其王泽竭故也。《王制》云：“千里之外，设方伯二百一十国以为州，州有伯。”是方伯谓州牧也。周之州长自名为牧，以其长於一方，故《公羊》称为方伯。言无天子，无方伯，谓无贤明耳。
故孔子录懿王、夷王时诗，讫於陈灵公淫乱之事，谓之变风、变雅。
[疏]正义曰：懿王时诗，《齐风》是也。夷王时诗，《邶风》是也。陈灵公，鲁宣公十年为其臣夏徵舒所弑。变风齐、邶为先，陈最在后，变雅则处其閒，故郑举其终始也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“古者诗本三千馀篇，去其重，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。”是《诗》三百者，孔子定之。如《史记》之言，则孔子之前，诗篇多矣。案《书传》所引之诗，见在者多，亡逸者少，则孔子所录，不容十分去九。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，未可信也。据今者及亡诗六篇，凡有三百一十一篇，皆子夏为之作序，明是孔子旧定，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云“三百五篇”者，阙其亡者，以见在为数也。《乐纬·动声仪》《诗纬·含神务》《尚书·璿玑钤》皆云“三百五篇”者，汉世毛学不行，三家不见《诗序》，不知六篇亡失，谓其唯有三百五篇。谶纬皆汉世所作，故言三百五耳。此言“讫於陈灵”，则在鲁僖之后。《艺论》云：“孔子录周衰之歌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，自文王创基，至於鲁僖四百年间，凡取三百五篇，合为国风、雅、颂。”唯言“至於鲁僖”者，据《诗》之首君为文也。陈灵公非陈诗之首，曹昭公以僖七年卒，即位在僖之前，故举鲁僖以为言也。《艺论》云“文王创基，至於鲁僖”，则《商颂》不在数矣。而以周诗是孔子所录，《商颂》则篇数先定，论录则独举周代，数篇则兼取商诗，而云“合为国风、雅、颂”者，以商诗亦周歌所用，故得称之。孔子刊定，则应先后依次，而《郑风·清人》是文公诗，处昭公之上；《卫风·伯兮》是宣公之诗，在惠公之下者，郑答张逸云：“诗本无文字，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，录者直录，存义而已。”然则孔子之后，始颠倒杂乱耳。
以为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，则受颂声，弘福如彼；若违而弗用，则被劫杀，大祸如此。吉凶之所由，忧娱之萌渐，昭昭在斯，足作后王之鉴，於是止矣。
[疏]正义曰：此言孔子录《诗》，唯取三百之意。“弘福如彼”，谓如文、武、成王，世脩其德，致太平也。“大祸如此”，谓如厉、幽、陈灵，恶加於民，被放弑也。“违而不用”，谓不用《诗》义，则“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”是用《诗》义也。互言之也。用《诗》则吉，不用则凶。“吉凶之所由”，谓由《诗》也。《诗》之规谏，皆防萌杜渐，用《诗》则乐，不用则忧，是为“忧娱之萌渐”也。此二事皆明明在此，故唯录三百一十一篇，庶今之明君良臣，欲崇德致治，克稽古於先代，视成败於行事。又疾时博士之说《诗》，既不精其研核，又不睹其终始，讲於乡党无昭晳，陈於朝廷不焕炳，故将述其国土之分，列其人之先后。
夷、厉已上，岁数不明。太史《年表》自共和始，历宣、幽、平王而得春秋次第，以立斯《谱》。
[疏]正义曰：“自此已下，论作《谱》之意。《本纪》夷王已上多不记在位之年，是“岁数不明”。《周本纪》云：“厉王三十四年，王益严。又三年，王出奔于彘。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号曰共和。”《十二诸侯年表》起自共和元年，是岁鲁真公之十四年，齐武公之十年，晋靖侯之十八年，秦仲之四年，宋釐公之十八年，卫僖侯之十四年，陈幽公之十四年，蔡武公之二十四年，曹夷伯之二十四年，郑则于时未封，是“太史《年表》自共和始”也。又案《本纪》“共和十四年，厉王死於彘。宣王即位，四十六年崩。子幽王立，十一年为犬戎所杀。子平王立，四十九年，当鲁隐公元年。”计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，春秋之时，年岁分明，故云“历宣、幽、平王而得春秋次第，以立斯《谱》”。郑於三《礼》、《论语》为之作序，此《谱》亦是序类，避子夏序名，以其列诸侯世及《诗》之次，故名“谱”也。《易》有《序卦》，《书》有孔子作《序》，故郑避之，谓之为“赞”。赞，明也，明己为注之意。此《诗》不谓之“赞”，而谓之“谱”，谱者，普也，注序世数，事得周普，故《史记》谓之“谱牒”是也。
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，则循其上下而省之；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，则傍行而观之，此《诗》之大纲也。举一纲而万目张，解一卷而众篇明，於力则鲜，於思则寡，其诸君子亦有乐於是与。
[疏]正义曰：此又总言为《谱》之理也。著魏有俭啬之俗，唐有杀礼之风，齐有太公之化，卫有康叔之烈。述其土地之宜，显其始封之主，省其上下，知其众源所出，识其清浊也。属其美剌之诗，各当其君君之化，傍观其诗，知其风化得失，识其芳臭，皆以喻善恶耳。哀十四年《公羊传》说孔子“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以俟后圣，以君子之为，亦有乐乎此”，郑取彼意也。
周南召南谱周、召者，《禹贡》雍州岐山之阳地名。○正义曰：《禹贡·雍州》云“荆岐既旅”，是岐属雍州也。《绵》之篇说大王迁於周原，《閟宫》言大王居岐之阳，是周地在岐山之阳也。《孟子》云文王以百里而王，则周、召之地，共方百里，而皆名曰周，其召是周内之别名也。大王始居其地，至文王乃徙於丰。《周书》称王季宅程，《皇矣》说文王既伐密须，“度其鲜原，居岐之阳”，不出百里。则王季居程亦在岐南，程是周地之小别也。○今属右扶风美阳县，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。○正义曰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右扶风郡有美阳县，《禹贡》岐山在西北，周文王所居也。皇甫谧云：“今美阳西北有岐城旧趾是也。本或作杜阳。”案《志》扶风自别有杜阳县，而岐山在美阳，不在杜阳。郑於《禹贡》注云“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”，则作“杜”者误也。《皇矣》称“居岐之阳，在渭之将”，是其处险阻也。《绵》云“周原膴膴，堇荼如饴”，是地肥美也。
周之先公曰大王者，避狄难，自豳始迁焉，而脩德建王业。商王帝乙之初，命其子王季为西伯。至纣，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、汉、汝旁之诸侯。○正义曰：以帝乙，纣之父，准其年世，与王季同时。《旱麓》说大王、王季之事，云“瑟彼玉瓒，黄流在中”，言王季受玉瓒之赐也。《尚书》谓文王为西伯，当是继父之业，故知王季亦为西伯。殷之州长曰伯，谓为雍州伯也。《周礼》“八命作牧”，殷之州伯盖亦八命也。如《旱麓》传云：“九命然后锡以秬鬯圭瓒。”《孔丛》云：“羊容问於子思曰：‘古之帝王，中分天下，而二公治之，谓之二伯。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，大王、王季皆为诸侯，奚得为西伯乎？’子思曰：‘吾闻诸子夏云，殷王帝乙之时，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，受圭瓒秬鬯之赐，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。此诸侯为伯，犹周、召分陕。’”皇甫谧亦云：“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时赐九命为西长，始受圭瓒秬鬯。”皆以为王季受九命作东西大伯。郑不见《孔丛》之书，《旱麓》之笺不言九命，则以王季为州伯也。文王亦为州伯，故《西伯戡黎》注云：文王为雍州之伯，南兼梁、荆，“在西，故曰西伯”。文王之德优於王季，文王尚为州伯，明王季亦为州伯也。《楚辞·天问》曰：“伯昌号衰，秉鞭作牧。”王逸注云：“伯谓文王也。鞭以喻政。言纣号令既衰，文王执鞭持政为雍州牧。”《天问》，屈原所作，去圣未远，谓文王为牧，明非大伯也。所以不从毛说。言“至纣，又命文王”者，既已继父为州伯，又命之使兼治南国江、汉、汝旁之诸侯也。知者，以《汉广序》云“美化行乎江、汉之域”《汝坟序》云“汝坟之国，妇人能闵其君子”。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此诗犹美江、汉、汝坟，明是江、汉之滨先被文王之教。若非受纣之命，其化无由及之，明纣命之矣。江、汉之域即梁、荆二州，故《尚书》注云“南兼梁、荆”。其后化广民附，三分有二，不必皆纣命也。於时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故雍、梁、荆、豫、徐、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。○正义曰：既引《论语》三分有二，故据《禹贡》州名指而言之。雍、梁、荆、豫、徐、扬归文王，其馀冀、青、兖属纣，九州而有其六，是为三分有其二也。《禹贡》九州，夏时之制，於周则《夏官·职方氏》辨九州之域，有扬、荆、豫、青、兖、雍、幽、冀、并，校之於《禹贡》，无徐、梁，有幽、并，故《地理志》云“周监二代而损益之，改《禹贡》徐、梁二州合之於雍、青，分冀州之地以为幽、并”，是其事也。《尔雅·释地》九州之名有冀、豫、雍、荆、扬、兖、徐、幽、营。孙炎曰：“此盖殷制。《禹贡》有梁、青无幽、营，《周礼》有幽、并无徐、营。”然则此说不同，不言殷、周九州，而远指禹世者，孙炎以《尔雅》之文与《禹贡》不同，於《周礼》又异，故疑为殷制耳，亦无明文言殷改夏也。《地理志》云“殷因於夏，无所变改”，班固不以《尔雅》为世法。又《周礼》冀、幽、并，於《禹贡》唯一州耳，相率三分无一，故从岐而横分之。据《禹贡》正经之文，取六州以为三分之二，准《禹贡》之境，论施化之处，不言当时有此州名也。《序》言化自北而南，则於岐东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，岐於土中近北故也。
文王受命，作邑於丰，乃分岐邦。周、召之地，为周公旦、召公奭之采地，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职之国。○正义曰：“文王受命，作邑於丰”，《文王有声》之文也。《地理志》云：“京兆鄠县，丰水出其东南。”皇甫谧云：“丰在京兆鄠县东，丰水之西，文王自程徙此。”案《皇矣》篇云文王既伐密须，徙於鲜原，从鲜原徙丰。而谧云自程，非也。丰在岐山东南三百馀里，文王既迁於丰，而岐邦地空，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也。言分采地，当是中半，不知孰为东西。或以为东谓之周，西谓之召，事无所出，未可明也。知在居丰之后赐二公地者，以《泰誓》之篇，伐纣时事，已言周公曰。《乐记》说《大武》之乐，象伐纣之事，云“五成而分陕，周公左而召公右”，明知周、召二公并在文王时已受采矣。文王若未居丰，则岐邦自为都邑，不得分以赐人，明知分赐二公在作丰之后。且二《南》，文王之诗，而分系二公，若文王不赐采邑，不使行化，安得以诗系之？故知此时赐之采邑也。既以此诗系二公，明感二公之化，故知使“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职之国”也。言“先公”者，大王、王季贤人，文王承其业，文王自有圣化，不必要用先公，但子当述父之事，取其宜者行之，以先公为辞耳。犹自兼行圣化，故有圣人之风。此独言“施先公之教”，明化己之可知，以《召南》有先公之教，故特言之耳。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，非受采之后。於此言之者，明诗系二公之意也。言“己所职”者，指谓六州之人服从於己者。○武王伐纣，定天下，巡守述职，陈诵诸国之诗，以观民风俗。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，故独录之，属之大师，分而国之。○正义曰：宣十二年《左传》引《时迈》之诗云：“昔武王克商，而作颂曰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。’”《时迈序》云“巡守”，则武王巡守矣。《王制》说巡守之礼，曰“命大师陈诗，以观民风俗”，故知武王巡守得二《南》之诗也。《谱》云“天子纳变雅，诸侯纳变风，其礼同”，则文王亦采诗。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，诸侯之纳变风，直欲观民之情，以知已政得失耳，非能别贤圣之异风，立一代之大典也。文王犹为诸侯，王业未定，必不得分定二《南》，故据武王言之耳。武王遍陈诸国之诗，非特六州而已。而此二《南》之风，独有二公之化，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絜，故独取其诗，付属之於大师之官，使分而国之，为二国之风。以大师掌六诗之歌，达声乐之本，故知属之使分系也。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《周南》，得贤人之化者谓之《召南》，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国也。○正义曰：文王将建王业，以诸侯而行王道，大王、王季是其祖、父，皆有仁贤之行，己之圣化未可尽行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与己圣化，使二公杂而施之。又六州之民，志性不等，或得圣人之化，或得贤人之化，由受教有精粗，故歌咏有等级。大师晓达声乐，妙识本源，分别所感，以为二国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《周南》，得贤人之化者谓之《召南》，解大师分作二《南》之意也。知有此理者，序云“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《鹊巢》、《驺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，故系之召公”。以圣人宜为天子，贤人宜作诸侯，言王者之风是得圣人之化也，言诸侯之风是得贤人之化也。以周公圣人，故以圣人之风系之，以召公贤人，故以贤人之风系之。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，因有天子之风义，一圣一贤，事尤相类，故系之二公。既分系二公，以优劣为次，先圣后贤，故先周后召也。不直称“周”、“召”，而连言“南”者，欲见行化之地。且作诗之处，若不言“南”，无以见斯义也。且直言“周”、“召”，嫌主美二公，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，故周、召二国并皆云“南”，见所化之处，明其与诸国有异故也。此诗既继二公，即二公为其诗主，若有美二公，则各从其国，《甘棠》之在《召南》，是其事也。《周南》无美周公，或时不作，或录不得也。乃弃其馀，谓此为风之正经。○正义曰：武王遍陈诸国之诗，今唯二《南》在矣，明是弃其馀也。
初，古公亶父聿来胥宇，爰及姜女。其后，大任思媚周姜，大似嗣徽音，历世有贤妃之助，以致其治。○正义曰：此事皆在大雅也。郑言此者，以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，《召南》夫人虽斥文王夫人，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，故引诗文以历言。文王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○正义曰：此《思齐》文也。言文王先化於妻，卒治家国。此明二国之诗先以后妃夫人为首之意。是故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，终以《麟趾》、《驺虞》，言后妃夫人有斯德，兴助其君子，皆可以成功，至于获嘉瑞。○正义曰：此论二国之诗次比之意。“是故”者，缘上事生下势之称。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，一人而二名，各随其事立称。礼，天子之妃曰后，诸侯之妃曰夫人。以《周南》王者之化，故称后妃；《召南》诸侯之化，故云夫人。直以化感为名，非为先后之别。有陈圣化，虽受命前事，犹称后妃。有说贤化，虽受命后事，尚称夫人。二国别称，而文王不异文者，《召南》夫人为首，后妃变称夫人，足知贤圣异化，於文王不假复异其辞，故《鹊巢》之序言国君以著义於后，皆以常称言之。圣王之驭世，符瑞必臻，故次《麟趾》、《驺虞》於末，欲见致嘉瑞也。时实不致，设以为法，故言耳。以诗人之作，各言其志，《麟趾》、《关雎》、《驺虞》之与《鹊巢》，未必一人作也。《麟趾》言公子之信厚，《驺虞》叹国君之仁心，自取兽名，别为兴喻，非叹瑞应，与前篇共相终始。但君子之道，作事可法，垂宪后昆，大师比之於末，序者申明其意，因言《关雎》之应，《鹊巢》之应耳。其实作者本意不在於应，而使诗有龙凤之文，亦将以之为应，非独麒麟、白虎也。郑答张逸云：“文王承先公之业，积脩其德，以致风化。述其美以为之法。能行其本，则致末应，既致其应，设以为法，是其不实致也。”此《谱》於此篇之大略耳。而二风大意，皆自近及远，《周南·关雎》至《螽斯》皆后妃身事，《桃夭》、《兔罝》、《芣苡》后妃化之所及，《汉广》、《汝坟》变言文王之化，见其化之又远也。《召南·鹊巢》、《采蘩》夫人身事，《草虫》、《采蘋》朝廷之妻，《甘棠》、《行露》朝廷之臣，大夫之妻与夫人同为阴类，故先於召伯，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。《羔羊》以下，言召南之国，江、沱之閒，亦言文王之政，是又化之差远也。篇之大率，自以远近为差。《周南》上八篇言后妃，《汉广》、《汝坟》言文王。《召南》上二篇言夫人，《羔羊》、《摽有梅》、《江有氾》、《驺虞》四篇言文王。所以论后妃夫人详於《周南》而略於《召南》者，以《召南》夫人则《周南》后妃，既於后妃事详，所以《召南》於夫人遂略。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，自由作者有别，又采得多少不同。《周南·桃夭》言“后妃之所致”，《召南·羔羊》云“《鹊巢》之功所致”者，《周南·桃夭》以上皆后妃身事，文与后妃接连，故言后妃所致；《召南·羔羊》以前，非独夫人身事，文与夫人不相连接，故变言《鹊巢》之功所致也。又《桃夭》致后三篇有后妃之化，《羔羊》致后无夫人之化者，亦是《周南》后妃既详，於《召南》夫人遂略。致者，行化於己，自已致人。《草虫》以下，非复夫人身事，亦是夫人之致也。《羔羊》，《召南》之国化文王之政，为《鹊巢》之功所致，则《汉广》文王之道被于南国，亦是《关雎》之功所致。序者以此二风皆是文王之化，太姒所赞。《周南》以《桃夭》至《芣苡》三篇为后妃所致，《汉广》以下，其事差远，为文王之致。《召南》以《草虫》至《行露》四篇为夫人所致，《羔羊》以下差远，为文王之致。各举其事，互相发明。此二《南》之诗，文王时作。文王即位，至受命之时，已四十馀年，诸侯从之盖亦早矣。郑答张逸云：“文王以诸侯而有王者之化，卒以受命。”是受命之前巳行王德。当此之时，诗巳作也。何则？化被於下则民述其志，何须待布王号然后作歌。武王采得之时，二公已有爵土，命其行化，遂分系之，非由二公有土，此诗始作也。《周》、《召》二十五篇，唯《甘棠》与《何彼襛矣》二篇乃是武王时作。武王伐纣，乃封太公为齐侯，令周、召为二伯。而《何彼襛矣》经云“齐侯之子”，太公已封於齐，《甘棠》经云“召伯”，召公为伯之后，故知二篇皆武王时作。非徒作在武王之时，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时也。《行露》虽述召伯事，与《甘棠》异时。赵商谓其同时，疑而发问，故《志》“赵商问：‘《甘棠》、《行露》之诗，美召伯之功，笺以为当文王与纣之时，不审召公何得为伯？’答曰：‘《甘棠》之诗，召伯自明，谁云文王与纣之时乎？’至《行露》篇，笺义云‘衰乱之俗微，贞信之教兴’，若当武王时，被《召南》之化久矣，衰乱之俗已销，安得云微？云此文王时也。序义云‘召伯听讼’者，从后录其意，是以云然”。而郑此答，明《甘棠》笺之所云美其为伯之功，谓武王时也。此二篇武王时事，得入《召南》风者，以诗系於召，召为诗主，以其主美召伯，因即录於《召南》。王姬以天子之女，降尊適卑，不失妇道，《召南》多陈人伦，事与相类。又王姬贤女，《召南》贤化，又作在武王之世，不可入文王圣化之风，故录之於《召南》也。
风之始，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，故周公作乐，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或谓之房中之乐者，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，女史歌之，以节义序故耳。○正义曰：云言“或”者，道异说也。郑之前世有为此说者，故因解之。二《南》之风言后妃乐得淑女，无嫉妒之心，夫人德如鸣鸠，可以承奉祭祀，能使夫妇有义，妻妾有序。女史歌之，风切后夫人，以节此义序，故用之耳。《王风》云“君子阳阳，左执簧，右招我由房”，谓路寝之房。以人君有房中之乐，则后夫人亦有房中之乐。以后夫人房中之乐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则人君房中之乐亦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故《谱》下文云路寝之常乐，“风之正经”也。天子歌《周南》，诸侯歌《召南》，用此“或”说为义也。后夫人用之亦当然也。王肃云：“自《关雎》至《芣苡》，后妃房中之乐。”肃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，故为后妃之乐。然则夫人房中之乐，当用《鹊巢》、《采蘩》。郑无所说，义亦或然。
射礼，天子以《驺虞》，诸侯以《貍首》，大夫以《采蘋》，士以《采蘩》为节。○正义曰：在《召南》之篇，亦是用之於乐，故言之。《礼记·射义》有此。又彼注亦以为《驺虞》取其“一发五豝”，喻得贤者多；《貍首》取“小大莫处，御于君所”；《采蘋》取其循涧以采蘋，喻循法度，以成君事；《采蘩》取“夙夜在公”，各取其篇之义以为戒也。“为节”者，谓射之进退当乐节相应。彼每篇一言为节，此引之省文也。今无《貍首》，周衰，诸侯并僣而去之，孔子录诗不得也。为礼乐之记者，从后存之，遂不得其次序。○正义曰：言此者，以射用四篇，而三篇皆在《召南》，则《貍首》亦当在。今无其篇，故辨之，云诸侯所以去之。《大射》注云：“貍之言不来也。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，因以名篇。后世失之。”然则於时诸侯不肯朝事天子，恶其被射之言，故弃之。为礼乐之记者，正谓记作《射义》者，以《貍首》乐歌之曲，故并乐言之。《射义》注云：“《貍首》，逸诗，下云‘曾孙侯氏’是也。”其下文云：“故诗曰：‘曾孙侯氏，四正具举。大夫君子，凡以庶士。小人莫处，御于君所。以燕以射，则燕则誉。’”谓此是《貍首》经文也。彼虽引诗，无“貍首”之字，郑知是《貍首》者，以彼之说诸侯射法而引此诗，其下又云：“君臣相与，尽志於射，以习礼乐，则安则誉也。是以天子制之，而诸侯务焉。”言诸侯用为射节，知是《貍首》之辞。无“貍首”字者，略引其文，不尽其辞故也。
周公封鲁，死谥曰文公，召公封燕，死谥曰康公，元子世之。○正义曰：周公封鲁，召公封燕，《史记》皆有《世家》言之。《周语》引《常棣》为周文公之诗，是周公谥曰文也。《公刘序》云“召康公戒成王”，是召公谥曰康也。《閟宫》云“建尔元子，乃命鲁公”，是元子世之也。《燕世家》云“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，当厉王之时”，则是失其世次，不得召公元子名谥，传国於后，是元子可知。其次子亦世守采地，在王官，春秋时周公、召公是也。○正义曰：僖九年“公会宰周公于葵丘”，文五年“召伯来会葬”，是春秋时周公、召公也。经传皆言周公，谓为三公，不知何爵也。召称伯，则伯爵，以《左传》多云召公，故言公。其旦与奭次子名谥，《书传》无文。平王以西都赐秦，则春秋时周公、召公别於东都受采，存本周、召之名也，非复岐周之地。《晋书地道记》云“河东郡垣县有召亭，周则未闻，今为召州”是也。左方无君世者，此因诗系二公，故终言之，其君世，《世家》亡灭，且非此所须故也。
问者曰：“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诗，为风之正经则然矣。自此之后，南国诸侯政之兴衰，何以无变风？”答曰：“陈诸国之诗者，将以知其缺失，省方设教为黜陟。时徐及吴、楚僣号称王，不承天子之风，今弃其诗，夷狄之也。○正义曰：以列国政衰，变风皆作，南国诸侯，其数多矣，不得全不作诗。今无其事，故问而释之。巡守陈诗者，观其国之风俗，故采取诗以为黜陟之渐。亦既僣号称王，不承天子威令，则不可黜陟，故不录其诗。吴、楚僣号称王，《春秋》多有其事。知徐亦僣者，《檀弓》云：“邾娄考公之丧，徐君使容居来吊，其辞云，昔我先君驹王”，是其僣称王也。其馀江、黄、六、蓼之属，既驱陷於彼俗，又亦小国，犹邾、滕、纪、莒之等，夷其诗，蔑而不得列於此。”○正义曰：《春秋》文四年，楚人灭江。僖十二年灭黄。文五年，楚灭六并蓼。终为楚人所灭，是被其驱逼陷恶俗也。既驱陷彼俗，亦不可黜陟，又且小国，政教狭陋，故夷其诗，轻蔑之，而不得列於国风也。邾、滕、纪、莒，春秋时小国，亦不录之，非独南方之小国也。其魏与桧、曹，当时犹大於邾、莒，故得录之。春秋时，燕、蔡之属，国大而无诗者，薛综答韦昭云：“或时不作诗，或有而不足录。”
卷一 一之一
◎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
陆德明《音义》曰：《周南》，周者，代名，其地在《禹贡》雍州之域，岐山之阳，於汉属扶风美阳县；南者，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，故《序》云“化自北而南也”。《汉广序》又云“文王之道，被於南国”是也。○《关雎》，七胥反，依字“且”边“隹”，且音子馀反，旁或作“鸟”。“故训”，旧本多作“故”，今或作“诂”，音古，又音故。传，音直恋反。案：诂、故皆是古义，所以两行。然前儒多作“诂解”，而章句有“故言”，郭景纯注《尔雅》则作“释诂”，樊、孙等《尔雅》本皆为“释故”。今宜随本，不烦改字。
[疏]正义曰：《关雎》者，诗篇之名，既以《关雎》为首，遂以《关雎》为一卷之目。《金縢》云：“公乃为诗以贻王，名之曰《鸱鸮》。”然则篇名皆作者所自名，既言为诗，乃云名之，则先作诗，后为名也。名篇之例，义无定准，多不过五，少才取一。或偏举两字，或全取一句。偏举则或上或下，全取则或尽或馀。亦有舍其篇首，撮章中之一言；或复都遗见文，假外理以定称。《黄鸟》显绵蛮之貌，《草虫》弃喓々之声，“瓜瓞”取绵绵之形，《瓠叶》舍番番之状，“夭夭”与桃名而俱举，“蚩蚩”从氓状而见遗，《召旻》、《韩奕》则采合上下，《驺虞》、《权舆》则并举篇末。其中蹖駮不可胜论。岂古人之无常，何立名之异与？以作非一人，故名无定目。“诂训传”者，注解之别名。毛以《尔雅》之作多为释《诗》，而篇有《释诂》、《释训》，故依《尔雅》训而为《诗》立传。传者，传通其义也。《尔雅》所释十有九篇，独云诂、训者，诂者古也，古今异言，通之使人知也；训者道也，道物之貌，以告人也。《释言》则《释诂》之别，故《尔雅序篇》云：《释诂》、《释言》，通古今之字，古与今异言也。《释训》言形貌也。然则“诂训”者，通古今之异辞，辨物之形貌，则解释之义尽归於此。《释亲》已下，皆指体而释其别，亦是诂训之义，故唯言诂训，足总众篇之目。今定本作“故”，以《诗》云“古训是式”，《毛传》云“古，故也”，则“故训”者，故昔典训。依故昔典训而为传，义或当然。《毛传》不训序者，以分置篇首，义理易明，性好简略，故不为传。郑以序下无传，不须辨嫌，故注序不言笺。《说文》云：“第，次也。字从竹、弟。”称“第一”者，言其次第当一，所以分别先后也。
毛诗国风《毛诗》，“诗”是此书之名，“毛”者，传《诗》人姓，既有齐、鲁、韩三家，故题姓以别之，或云小毛公。加“毛诗”二字，又云河閒献王所加，故大题在下。案：马融、卢植、郑玄注三《礼》，并大题在下，班固《汉书》、陈寿《三国志》题亦然。《国风》，国者总谓十五国，风者诸侯之诗。从《关雎》至《驺虞》二十五篇，谓之“正风”。
[疏]正义曰：《诗·国风》，旧题也。“毛”字，汉世加之。《六艺论》云：“河閒献王好学，其博士毛公善说诗，献王号之曰《毛诗》。”是献王始加“毛”也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云：“毛公，赵人也，为河閒献王博士。”不言其名。范煜《后汉书》云：“赵人毛长传《诗》，是为《毛诗》。”然则赵人毛公名为长也。《谱》云：“鲁人大毛公为《诂训传》於其家，河閒献王得而献之，以小毛公为博士。”然则大毛公为其传，由小毛公而题毛也。“诗”者，一部之大名。“国风”者，十五国之总称。不冠於《周南》之上而退在下者，按郑注三《礼》、《周易》、《中候》、《尚书》皆大名在下，孔安国、马季长、卢植、王肃之徒，其所注者莫不尽然。然则本题自然，非注者移之，定本亦然，当以皆在第下，足得总摄故也。班固之作《汉书》，陈寿之撰《国志》，亦大名在下，盖取法於经典也。言《国风》者，国是风化之界，诗以当国为别，故谓之《国风》。其《雅》则天子之事，政教刑于四海，不须言国也。《周》、《召》，风之正经，固当为首。自卫以下，十有馀国，编此先后，旧无明说，去圣久远，难得而知。欲言先后为次，则齐哀先於卫顷，郑武后於桧国，而卫在齐先，桧处郑后，是不由作之先后。欲以国地为序，则郑小於齐，魏狭於晋，而齐后於郑，魏先於唐，是不由国之大小也。欲以采得为次，则《鸡鸣》之作远在《缁衣》之前，郑国之风必处桧诗之后，何当后作先采，先作后采乎？是不由采得先后也。二三拟议，悉皆不可，则诸国所次，别有意焉。盖迹其先封善否，参其诗之美恶，验其时政得失，详其国之大小，斟酌所宜，以为其次。邶、鄘、卫者，商纣畿内千里之地，《柏舟》之作，夷王之时，有康叔之馀烈，武公之盛德，资母弟之戚，成入相之勋，文公则灭而复兴，徙而能富，土地既广，诗又早作，故以为“变风”之首。既以卫国为首，邶、鄘则卫之所灭，风俗虽异，美刺则同，依其作之先后，故以《邶》、《鄘》先《卫》也。周则平王东迁，政遂微弱，化之所被，才及郊畿，诗作后於卫顷，国地狭於千里，徒以天命未改，王爵仍存，不可过于后诸侯，故使次之於《卫》也。郑以史伯之谋，列为大国，桓为司徒，甚得周众，武公夹辅平王，克成大业，有厉、宣之亲，有缁衣之美，其地虽狭，既亲且勋，故使之次《王》也。齐则异姓诸侯，世有衰德，哀公有荒淫之风，襄公有鸟兽之行，辞有怨刺，篇无美者，又以大师之后，国土仍大，故使之次《郑》也。魏国虽小，俭而能勤，踵虞舜之旧风，有夏禹之遗化，故季札观乐，美其诗音，云“大而婉，俭而易，行以德辅，此则明主也”，故次於《齐》。唐者，叔虞之后，虽为大国，昭公则五世交争，献后则丧乱弘多，故次於《魏》下。秦以秦仲始大，襄公始命，穆公遂霸西戎，卒为强国，故使之次《唐》也。陈以三恪之尊，食侯爵之地，但以民多淫昏，国无令主，故使之次《秦》也。桧则其君淫恣，曹则小人多宠，国小而君奢，民劳而政僻，季札之所不讥，《国风》次之於末，宜哉。《豳》者，周公之事，欲尊周公，使专一国，故次於众国之后，《小雅》之前，欲兼其上下之美，非诸国之例也。郑《谱》，《王》在《豳》后者，退就《雅》、《颂》，并言王世故耳。诸国之次，当是大师所弟。孔子删定，或亦改张。襄二十九年《左传》，鲁为季札遍歌周乐，《齐》之下即歌《豳》、歌《秦》，然后歌《魏》。杜预云：“於《诗》，《豳》第十五，《秦》第十一，后仲尼删定，故不同。”杜以为今所弟皆孔子之制，孔子之前则如《左传》之次。郑意或亦然也。《乡饮酒》云：“无筭乐。”注云：“燕乐亦无数，或间或合，尽欢而止。《春秋》襄二十九年，吴公子札来聘，请观於周乐，此国君之无筭也。”以其遍歌，谓之无数，不以不次为无筭也。
郑氏笺郑氏笺，本亦作“笺”，同，荐年反。《字林》云：“笺，长也。识也。”案：郑《六艺论》文，注《诗》宗毛为主，其义若隐略，则更表明，如有不同，即下己意，使可识别也。然此题非毛公、马、郑、王肃等题，相传云是雷次宗题，承用既久，莫敢为异。又案：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《诗》义，而续之释题已如此，又恐非雷之题也。疑未敢明之。
[疏]正义曰：郑氏名玄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，当后汉桓、灵之时注此书也。不言名而言氏者，汉承灭学之后，典籍出於人间，各专间命氏，以显其家之学，故诸为训者皆云氏，不言名。由此而言，毛氏为传，亦应自载“毛”字，但不必冠“诗”上耳。不然，献王得之，何知毛为之也？明其自言毛矣。郑於诸经皆谓之“注”，此言“笺”者，吕忱《字林》云：“笺者，表也，识也。”郑以毛学审备，遵畅厥旨，所以表明毛意，记识其事，故特称为“笺”。馀经无所遵奉，故谓之“注”。注者，著也，言为之解说，使其义著明也。汉初，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，三《传》之文不与经连，故石经书《公羊传》皆无经文。《艺文志》云：《毛诗》经二十九卷，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。是毛为诂训亦与经别也。及马融为《周礼》之注，乃云：“欲省学者两读，故具载本文。”然则后汉以来，始就经为注，未审此《诗》引经附传是谁为之。其郑之笺当元在经传之下矣。其《毛诗》经二十九卷，不知并何卷也。自“周南”至“郑氏笺”凡一十六字，所题非一时也。“周南关雎”至“第一诗国风”，元是大师所题也。“诂训传”，毛自题之。“毛”一字，献王加之。“郑氏笺”，郑自题之。
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《关雎》，旧解云：“三百一十一篇诗，并是作者自为名。”后妃，芳非反。《尔雅》云：“妃，姬也，对也。”《左传》云：“嘉耦曰妃。”《礼记》云：“天子之妃曰后。”“之德也”，旧说云：“起此至‘用之邦国焉’，名《关雎序》，谓之《小序》。自‘风，风也’讫末，名为《大序》。”沈重云：“案郑《诗谱》意，《大序》是子夏作，《小序》是子夏、毛公合作。卜商意有不尽，毛更足成之。”或云《小序》是东海卫敬仲所作。今谓此序止是《关雎》之序，总论《诗》之纲领，无大小之异。解见《诗义序》。并是郑注，所以无“笺云”者，以无所疑乱故也。
[疏]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”。○正义曰：诸序皆一篇之义，但《诗》理深广，此为篇端，故以《诗》之大纲并举於此。今分为十五节，当节自解次第，於此不复烦文。作《关雎》诗者，言后妃之德也。《曲礼》曰：“天子之妃曰后。”注云：“后之言后也。”执理内事，在夫之后也。《释诂》云：“妃，媲也。”言媲匹於夫也。天子之妻唯称后耳。妃则上下通名，故以妃配后而言之。德者，得也，自得於身，人行之总名。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谐，贞专化下，寤寐求贤，供奉职事，是后妃之德也。二《南》之风，实文王之化，而美后妃之德者，以夫妇之性，人伦之重，故夫妇正则父子亲，父子亲则君臣敬，是以《诗》者歌其性情。阴阳为重，所以《诗》之为体，多序男女之事。不言美后妃者，此诗之作，直是感其德泽，歌其性行，欲以发扬圣化，示语未知，非是褒赏后妃能为此行也。正经例不言美，皆此意也。其变诗，则政教已失，为恶者多，苟能为善，则赏其善事。征伐玁狁，始见忧国之心；瞻仰昊天，方知求雨之切，意与正经有异，故序每篇言美也。
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，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○风之始，此风谓十五国风，风是诸侯政教也。下云“所以风天下”，《论语》云“君子之德风”，并是此义。“所以风”，如字。徐福凤反，今不用。
[疏]“风之”至“国焉”。○正义曰：序以后妃乐得淑女，不淫其色，家人之细事耳，而编於《诗》首，用为歌乐，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，言后妃之有美德，文王风化之始也。言文王行化，始於其妻，故用此为风教之始，所以风化天下之民，而使之皆正夫妇焉。周公制礼作乐，用之乡人焉，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；又用之邦国焉，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。欲使天子至於庶民，悉知此诗皆正夫妇也。故郑《谱》云“天子诸侯燕其群臣，皆歌《鹿鸣》，合乡乐”是也。定本“所以风天下”，俗本“风”下有“化”字，误也。《仪礼》乡饮酒礼者，乡大夫三年宾贤能之礼，其经云“乃合乐《周南·关雎》”，是用之乡人也。燕礼者，诸侯饮燕其臣子及宾客之礼，其经云“遂歌乡乐、《周南·关雎》”，是用之邦国也。施化之法，自上而下，当天子教诸侯，教大夫，大夫教其民。今此先言风天下而正夫妇焉，既言化及于民，遂从民而广之，故先乡人而后邦国也。《老子》云：“脩之家，其德乃馀。脩之邦，其德乃丰。脩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”亦自狭至广，与此同意也。
风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“风，风也”，并如字。徐上如字，下福凤反。崔灵恩《集注》本下即作“讽”字。刘氏云：“动物曰风，讬音曰讽。”崔云：“用风感物则谓之讽。”沈云：“上风是《国风》，即《诗》之六义也。下风即是风伯鼓动之风。君上风教，能鼓动万物，如风之偃草也。”今从沈说。“风以动之”，如字。沈福凤反，云：“谓自下剌上，感动之名，变风也。”今不用。
[疏]“风风”至“化之”。正义曰：上言风之始，谓教天下之始也。序又解名教为风之意，风训讽也，教也。讽谓微加晓告，教谓殷勤诲示。讽之与教，始末之异名耳。言王者施化，先依违讽谕以动之，民渐开悟，乃后明教命以化之。风之所吹，无物不扇；化之所被，无往不沾，故取名焉。
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
[疏]“诗者”至“为诗”。○正义曰：上言用诗以教，此又解作诗所由。诗者，人志意之所之適也；虽有所適，犹未发口，蕴藏在心，谓之为志；发见於言，乃名为诗。言作诗者，所以舒心志愤懑，而卒成於歌咏，故《虞书》谓之“诗言志”也。包管万虑，其名曰心；感物而动，乃呼为志。志之所適，外物感焉，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，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。《艺文志》云“哀乐之情感，歌咏之声发”，此之谓也。正经与变，同名曰诗，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。
情动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嗟，迹斜反，咨嗟也。歎，本亦作叹，汤赞反，叹息也。蹈，徒到反，动足履地也。
[疏]“情动”至“蹈之”。○正义曰：上云“发言为诗”，辨诗、志之异，而直言者非诗，故更序诗必长歌之意。情谓哀乐之情，中谓中心，言哀乐之情动於心志之中，出口而形见於言。初言之时，直平言之耳。平言之而意不足，嫌其言未申志，故咨嗟叹息以和续之。嗟叹之犹嫌不足，故长引声而歌之。长歌之犹嫌不足，忽然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。言身为心使，不自觉知举手而舞身、动足而蹈地，如是而后得舒心腹之愤，故为诗必长歌也。圣王以人情之如是，故用诗於乐，使人歌咏其声，象其吟咏之辞也；舞动其容，象其舞蹈之形也。具象哀乐之形，然后得尽其心术焉。“情动於中”，还是“在心为志”，而“形於言”，还是“发言为诗”，上辨诗从志出，此言为诗必歌，故重其文也。定本“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”，俗本“言之”下有“者”字，误也。定本“永歌之不足”下无“故”字，有“故”字者，亦误也。《乐记》云：“歌之为言也，长言之也。说之，故言之；言之不足，故长言之；长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。”其文与此经略同。“说之，故言之”，谓说前事，言出于口，与此情动形言一也。《虞书》曰：“歌永言。”注云：“歌所以长言诗之意。”是永歌、长言为一事也。《乐记》注云：“嗟叹，和续之也。”谓发言之后，咨嗟叹息为声，以和其言而继续之也。《乐记》先言长言之，乃云嗟叹之；此先云嗟叹之，乃云永歌之。直言既已嗟叹，长歌又复嗟叹，彼此各言其一，故不同也。《艺文志》云：“诵其言谓之诗，咏其声谓之歌。”然则在心为志，出口为言，诵言为诗，咏声为歌，播於八音谓之为乐，皆始末之异名耳。
情发於声，声成文谓之音。发犹见也。声谓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也。声成文者，宫、商上下相应。○犹见，贤遍反。徵，陟里反。上下，时掌反。应，应对之应，下注同。
[疏]“情发於”至“之音”。○正义曰：情发於声，谓人哀乐之情发见於言语之声，於时虽言哀乐之事，未有宫、商之调，唯是声耳。至於作诗之时，则次序清浊，节奏高下，使五声为曲，似五色成文，一人之身则能如此。据其成文之响，即是为音。此音被诸弦管，乃名为乐，虽在人在器，皆得为音。下云治世之音谓乐音，则此“声成文谓之音”亦谓乐之音也。原夫作乐之始，乐写人音，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，乐器有宫、徵、商、羽之异，依人音而制乐，讬乐器以写人，是乐本效人，非人效乐。但乐曲既定，规矩先成，后人作诗，谟摩旧法，此声成文谓之音。若据乐初之时，则人能成文，始入於乐。若据制乐之后，则人之作诗，先须成乐之文，乃成为音。声能写情，情皆可见。听音而知治乱，观乐而晓盛衰，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。设有言而非志，谓之矫情，情见於声，矫亦可识。若夫取彼素丝，织为绮縠，或色美而材薄，或文恶而质良，唯善贾者别之。取彼歌谣，播为音乐，或辞是而意非，或言邪而志正，唯达乐者晓之。《乐记》曰：“其哀心感者，其声噍以杀；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发以散。”是情之所感入於乐也。季札见歌《唐》曰：“思深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！”是乐之声音得其情也。若徒取辞赋，不达音声，则身为桀、纣之行，口出尧、舜之辞，不可得而知也。是以《楚茨》、《大田》之徒并陈成王之善，《行露》、《汝坟》之篇皆述纣时之恶。以《汝坟》为王者之《风》，《楚茨》为剌过之《雅》，大师晓其作意，知其本情故也。○笺“发犹”至“相应”。○正义曰：《春官·大师职》云：“文之以五声：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”是声必有五，故引五声之名以解之。五声之配五方也，於《月令》角东、商西、徵南、羽北、宫在中央。立名还以其方为义，《汉书·律历志》云：“商之为言章也，物成熟可章度也。角，触也。物触地而出，戴芒角也。宫，中也。居中央，畅四方，唱始施生，为四声之纲也。徵，祉也，物盛大而蕃祉也。羽，宇也，物聚藏宇覆之也。”又云：“宫为君。”君是阳，阳数极於九，故宫数八十一。三分去一以生徵，徵数五十四。三分益一以生商，商数七十二。三分去一以生羽，羽数四十八。三分益一以生角，角数六十四。《乐记》云：“声相应，故生变。变成方，谓之音。”注云：“方犹文章也。”“乐之器，弹其宫则众宫应，然不足乐，是以变之使杂也。”引昭二十年《左传》曰：“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琴瑟之专壹，谁能听之？”是解声必须杂之意也。此言“声成文谓之音”，则声与音别。《乐记》注：“杂比曰音，单出曰声。”《记》又云：“审声以知音，审音以知乐。”则声、音、乐三者不同矣。以声变乃成音，音和乃成乐，故别为三名。对文则别，散则可以通。季札见歌《秦》曰：“此之谓夏声。”《公羊传》云：“十一而税，颂声作。”声即音也。下云“治世之音”，音即乐也。是声与音、乐名得相通也。《乐记》子夏对魏文侯云：“君之所问者乐也。所好者音也。夫乐者，与音相近而不同。”又以音、乐为异者。以文侯并问古乐、新乐，二者同呼为乐，谓其乐、音同也。子夏以古乐顺於民而当於神，与天下同乐，故定为乐。名新乐，淫於色而害於德，直申说其音而已，故变言溺音，以晓文侯耳。音、乐非为异也。《乐记》云“淫乐慝礼”，子夏亦云“古乐之发”，“新乐之发”，是郑、卫之音亦为乐也。
治世之音，安以乐，其政和。乱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国之音，哀以思，其民困。○治，直吏反。“之音”绝句。“乐”，音洛，绝句。“其政和”，一读“安”字上属，“以乐其政和”为一句。下放此，思，息吏反。
[疏]“治世”至“民困”。○正义曰：序既云“情见於声”，又言“声随世变”。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欢乐者，由其政教和睦故也。乱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，由其政教乖戾故也。亡国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，由其民之困苦故也。《乐记》云：“其哀心感者，其声噍以杀；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啴以缓。”彼说乐音之中兼有二事，此安以乐、怨以怒亦与彼同。治世之政教和顺民心，民安其化，所以喜乐，述其安乐之心而作歌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乐也。《良耜》云：“百室盈止，妇子宁止。”安之极也。《湛露》云：“厌厌夜饮，不醉无归。”乐之至也。《天保》云：“民之质矣，日用饮食。”是其政和也。乱世之政教与民心乖戾，民怨其政教，所以忿怒，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，故乱世之音亦怨以怒也。《蓼莪》云：“民莫不穀，我独何害！”怨之至也。《巷伯》云：“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。”怒之甚也。《十月》云：“彻我墙屋，田卒汙莱。”是其政乖也。国将灭亡，民遭困厄，哀伤己身，思慕明世，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，故亡国之音亦哀以思也。《苕之华》云：“知我如此，不如无生。”哀之甚也。《大东》云：“眷言顾之，潸焉出涕。”思之笃也。《正月》云：“民今之无禄，天夭是椓。”是其民困也。诗述民志，乐歌民诗，故时政善恶见於音也。治世谓天下和平，乱世谓兵革不息，亡国谓国之将亡也。乱世谓世乱而国存，故以世言之。亡国则国亡而世绝，故不言世也。乱世言政，亡国不言政者，民困必政暴，举其民困为甚辞，故不言政也。亡国者，国实未亡，观其歌咏，知其必亡，故谓之亡国耳，非已亡也。若其已亡，则无复作诗，不得有亡国之音。此云乱世、亡国者，谓贤人君子听其乐音，知其亡乱，故谓之乱世之音、亡国之音。《乐记》所云“郑、卫之音，乱世之音；桑閒、濮上之音，亡国之音”，与此异也。淫恣之人，肆於民上，满志纵欲，甘酒嗜音，作为新声，以自娱乐，其音皆乐而为之，无哀怨也。《乐记》云：“乐者，乐也，君子乐得其道，小人乐得其欲。”彼乐得其欲，所以谓之淫乐。为此乐者，必乱必亡，故亦谓之乱世之音、亡国之音耳，与此不得同也。若然，此二者言哀乐出于民情，乐音从民而变，乃是人能变乐，非乐能变人。案《乐记》称“人心感於物而后动，先王慎所以感之者，故作乐以和其声。乐之感人深，其移风易俗”。又云：“志微、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，廉直、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，宽裕、顺成之音作而民慈爱，流僻、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。”如彼文，又是乐能变人。乐由王者所制，民逐乐音而变。此言民能变乐，彼言乐能变人者，但兆民既众，贤愚不等，以贤哲歌谣采诗定乐；以贤者所乐，教愚者为乐；取智者之心，变不智者之心，制礼之事亦犹是也。礼者，称人之情而为之节文，贤者俯而就之，不肖者企而及之，是下民之所行，非圣人之所行也。圣王亦取贤行以教不贤，举得中以裁不中。《礼记·问丧》称：“礼者，非从天降，非从地出，人情而已矣。”是礼之本意出於民也。《乐记》又曰：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乐者，乐其所自生。”是乐之本意出於民也。《乐记》又曰：“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则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於是有悖逆诈伪之心，有淫佚作乱之事。故先王制礼作乐为之节。”是王者采民情制礼乐之意。礼乐本出於民，还以教民，与夫云出於山，复雨其山；火生於木，反焚其木，复何异哉！
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诗。○“正得失”，周云：“正齐人之得失也。”本又作“政”，谓政教也，两通。“近”，如字，沈音附近之近。
[疏]“故正”至“於诗”。○正义曰：上言播诗於音，音从政变，政之善恶皆在於诗，故又言诗之功德也。由诗为乐章之故，正人得失之行，变动天地之灵，感致鬼神之意，无有近於诗者。言诗最近之，馀事莫之先也。《公羊传》说《春秋》功德云：“拨乱世，反诸正，莫近诸《春秋》。”何休云：“莫近，犹莫过之也。”诗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，诗者志之所歌，歌者人之精诚，精诚之至，以类相感。诗人陈得失之事以为劝戒，令人行善不行恶，使失者皆得是诗，能正得失也。普正人之得失，非独正人君也。下云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”，是上下俱正人也。人君诚能用诗人之美道，听嘉乐之正音，使赏善伐恶之道举无不当，则可使天地效灵，鬼神降福也。故《乐记》云：“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，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。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，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。”又曰：“歌者直己而陈德也，动己而天地应焉，四时和焉，星辰理焉，万物育焉。”此说声能感物，能致顺气、逆气者也。天地云动，鬼神云感，互言耳。《周礼》之例，天曰神，地曰祇，人曰鬼。鬼神与天地相对，唯谓人之鬼神耳。从人正而后能感动，故先言“正得失”也。此“正得失”与“雅者正也”、“正始之道”，本或作“政”，皆误耳。今定本皆作“正”字。
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“厚”音后，本或作“序”，非。
[疏]“先王”至“俗”。○正义曰：上言诗有功德，此言用诗之事。“经夫妇”者，经，常也。夫妇之道有常，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，德音莫违，是夫妇之常。室家离散，夫妻反目，是不常也。教民使常，此夫妇犹《商书》云“常厥德”也。“成孝敬”者，孝以事亲，可移於君；敬以事长，可移於贵。若得罪於君亲，失意於长贵，则是孝敬不成。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。“厚人伦”者，伦，理也。君臣父子之义，朋友之交，男女之别，皆是人之常理。父子不亲，君臣不敬，朋友道绝，男女多违，是人理薄也。故教民使厚此人伦也。“美教化”者，美谓使人服之而无厌也。若设言而民未尽从，是教化未美。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。“移风俗”者，《地理志》云：“民有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。好恶、取舍、动静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”则风为本，俗为末，皆谓民情好恶也。缓急系水土之气，急则失於躁，缓则失於慢。王者为政，当移之，使缓急调和，刚柔得中也。随君上之情，则君有善恶，民并从之。有风俗伤败者，王者为政，当易之使善。故《地理志》又云：“孔子曰：‘移风易俗，莫善於乐。’言圣王在上，统理人伦，必移其本而易其末，然后王教成。”是其事也。此皆用诗为之，故云“先王以是”，以，用也，言先王用诗之道为此五事也。案《王制》云：“广谷大川异制，民生其閒者异俗。脩其教，不易其俗。”此云“易俗”，彼言“不易”者，彼谓五方之民，戎夷殊俗，言语不通，器械异制，王者就而抚之，不复易其器械，同其言音，故言“不易其俗”，与此异也。此序言诗能易俗，《孝经》言乐能移风俗者，诗是乐之心，乐为诗之声，故诗、乐同其功也。然则诗、乐相将，无诗则无乐。周存六代之乐，岂有黄帝之诗？有乐而无诗，何能移风易俗？斯不然矣。原夫乐之初也，始於人心，出於口歌，圣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，然后谓之为音，谓之为乐。乐虽逐诗为曲，仿诗为音，曲有清浊次第之序，音有宫商相应之节，其法既成，其音可久，是以昔日之诗虽绝，昔日之乐常存。乐本由诗而生，所以乐能移俗。歌其声谓之乐，诵其言谓之诗，声言不同，故异时别教。《王制》称“春教乐，夏教诗”。《经解》称“温柔敦厚，诗教也；广博易良，乐教也”。由其事异，故异教也，此之谓诗乐。据五帝以还，诗乐相将，故有诗则有乐。若上皇之世，人性醇厚，徒有嬉戏之乐，未有歌咏之诗。
故诗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○比，必履反。兴，虚应反，沈许甑反。颂音讼。
[疏]“故诗”至“六曰颂”。○正义曰：上言诗功既大，明非一义能周，故又言“诗有六义”。《大师》上文未有“诗”字，不得径云“六义”，故言“六诗”。各自为文，其实一也。彼注云：“风，言贤圣治道之遗化。赋之言铺，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。比，见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类以言之。兴，见今之美，嫌於媚谀，取善事以喻劝之。雅，正也，言今之正者，以为后世法。颂之言诵也，容也，诵今之德，广以美之。”是解六义之名也。彼虽各解其名，以诗有正、变，故互见其意。“风”云贤圣之遗化，谓变风也。“雅”云“言今之正，以为后世法”，谓正雅也。其实正风亦言当时之风化，变雅亦是贤圣之遗法也。“颂”训为“容”，止云“诵今之德，广以美之”，不解容之义，谓天子美有形容，下云“美盛德之形容”，是其事也。“赋”云“铺陈今之政教善恶”，其言通正、变，兼美、刺也。“比”云“见今之失，取比类以言之”，谓刺诗之比也。“兴”云“见今之美，取善事以劝之”，谓美诗之兴也。其实美、刺俱有比、兴者也。郑必以“风”言贤圣之遗化，举变风者，以唐有尧之遗风，故於“风”言贤圣之遗化。“赋”者，直陈其事，无所避讳，故得失俱言。“比”者，比讬於物，不敢正言，似有所畏惧，故云“见今之失，取比类以言之”。“兴”者，兴起志意赞扬之辞，故云“见今之美以喻劝之”。“雅”既以齐正为名，故云“以为后世法”。郑之所注，其意如此。诗皆用之於乐，言之者无罪。赋则直陈其事。於比、兴云“不敢斥言”、“嫌於媚谀”者，据其辞不指斥，若有嫌惧之意。其实作文之体，理自当然，非有所嫌惧也。六义次第如此者，以诗之四始，以风为先，故曰“风”。风之所用，以赋、比、兴为之辞，故於风之下即次赋、比、兴，然后次以雅、颂。雅、颂亦以赋、比、兴为之，既见赋、比、兴於风之下，明雅、颂亦同之。郑以赋之言铺也，铺陈善恶，则诗文直陈其事，不譬喻者，皆赋辞也。郑司农云：“比者，比方於物。诸言如者，皆比辞也。”司农又云：“兴者，讬事於物则兴者起也。取譬引类，起发已心，诗文诗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，皆兴辞也。”赋、比、兴如此次者，言事之道，直陈为正，故《诗经》多赋在比、兴之先。比之与兴，虽同是附讬外物，比显而兴隐。当先显后隐，故比居兴先也。毛传特言兴也，为其理隐故也。风、雅、颂者，皆是施政之名也。上云“风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”，是风为政名也。下云“雅者，正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”，是雅为政名也。《周颂谱》云：“颂之言容，天子之德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此之谓容”，是颂为政名也。人君以政化下，臣下感政作诗，故还取政教之名，以为作诗之目。风、雅、颂同为政称，而事有积渐，教化之道，必先讽动之，物情既悟，然后教化，使之齐正。言其风动之初，则名之曰风。指其齐正之后，则名之曰雅。风俗既齐，然后德能容物，故功成乃谓之颂。先风，后雅、颂，为此次故也。一国之事为风，天下之事为雅者，以诸侯列土树疆，风俗各异，故唐有尧之遗风，魏有俭约之化，由随风设教，故名之为风。天子则威加四海，齐正万方，政教所施，皆能齐正，故名之为雅。风、雅之诗，缘政而作，政既不同，诗亦异体，故《七月》之篇备有风、雅、颂。《駉颂序》云：“史克作是颂。”明作者本意，自定为风体，非采得之后始定体也。诗体既异，其声亦殊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十一而税，颂声作。”《史记》称微子过殷墟而作雅声。《谱》云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早失风声矣。”《乐记》云：“人不能无乱，先王耻其乱，故制雅、颂之声以道之。”是其各自别声也。诗各有体，体各有声，大师听声得情，知其本意。《周南》为王者之风，《召南》为诸侯之风，是听声而知之也。然则风、雅、颂者，诗篇之异体；赋、比、兴者，诗文之异辞耳，大小不同，而得并为六义者，赋、比、兴是诗之所用，风、雅、颂是诗之成形，用彼三事，成此三事，是故同称为义，非别有篇卷也。《郑志》：“张逸问：‘何诗近於比、赋、兴？’答曰：‘比、赋、兴，吴札观诗已不歌也。孔子录《诗》，已合风、雅、颂中，难复摘别。篇中义多兴。’”逸见风、雅、颂有分段，以为比、赋、兴亦有分段，谓有全篇为比，全篇为兴，欲郑指摘言之。郑以比、赋、兴者直是文之异，非篇卷之别，故远言从本来不别之意。言“吴札观诗已不歌”，明其先无别体，不可歌也。“孔子录《诗》，已合风、雅、颂中”，明其先无别体，不可分也。元来合而不分，今日“难复摘别”也。言“篇中义多兴”者，以毛传於诸篇之中每言兴也。以兴在篇中，明比、赋亦在篇中，故以兴显比、赋也。若然，比、赋、兴元来不分，则唯有风、雅、颂三诗而已。《艺论》云“至周分为六诗”者，据《周礼》“六诗”之文而言之耳，非谓篇卷也。或以为郑云孔子已合於风、雅、颂中，则孔子以前，未合之时，比、赋、兴别为篇卷。若然，则离其章句，析其文辞，乐不可歌，文不可诵。且风、雅、颂以比、赋、兴为体，若比、赋、兴别为篇卷，则无风、雅、颂矣。是比、赋、兴之义，有诗则有之。唐、虞之世，治致升平，周於太平之世，无诸侯之风，则唐、虞之世必无风也。雅虽王者之政，乃是太平前事，以尧、舜之圣，黎民时雍，亦似无雅，於六义之中，唯应有颂耳。夏在制礼之后，不复面称目谏，或当有雅。夏氏之衰，昆吾作霸，诸侯彊盛，或当有风。但篇章泯灭，无以言之。《艺论》云“唐、虞始造其初，至周分为六诗”，据《周礼》成文而言之，诗之六义，非起於周也。
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风化、风刺，皆谓譬喻，不斥言也。主文，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。谲谏，咏歌依违，不直谏。○“下以风”，福凤反，注“风刺”同。刺本又作刾，七赐反。谲，古穴反，诈也。“故曰风”，福凤反，又如字。
[疏]“上以”至“曰风”。○正义曰：臣下作诗，所以谏君，君又用之教化，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义之意。在上，人君用此六义风动教化；在下，人臣用此六义以风喻箴刺君上。其作诗也，本心主意，使合於宫商相应之文，播之於乐，而依违谲谏，不直言君之过失，故言之者无罪。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，闻之者足以自戒。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，感而不切，微动若风，言出而过改，犹风行而草偃，故曰“风”。上言“风，风也，教也”，向下以申风义。此云“故曰风”，向上而结彼文，使首尾相应，解尽风义。此六义之下而解名风之意，则六义皆名为风，以风是政教之初，六义风居其首，故六义总名为风，六义随事生称耳。若此辞总上六义，则有正、变，而云“主文谲谏”，唯说刺诗者，以诗之作皆为正邪防失，虽论功诵德，莫不匡正人君，故主说作诗之意耳。诗皆人臣作之以谏君，然后人君用之以化下。此先云“上以风化下”者，以其教从君来，上下俱用，故先尊后卑。襄十六年《左传》称齐人伐鲁，求救於晋。晋人不许。穆叔见中行献子，赋《圻父》。献子曰：“偃知罪矣。”穆叔赋，而晋人不得怨之，是言之者无罪也。献子服罪，是闻之者足以戒也。俗本“戒”上有“自”字者，误。定本直云“足以戒”也。○笺“风化”至“直谏”。○正义曰：风者，若风之动物，故谓之“譬喻，不斥言也”。人君教民，自得指斥，但用诗教民，播之於乐，故亦不斥言也。上言“声成文”，此言“主文”，知作诗者主意，令诗文与乐之宫商相应也。如上所说，先为诗歌，乐逐诗为曲，则是宫商之辞，学诗文而为之。此言作诗之文，主应於宫商者，初作乐者，准诗而为声，声既成形，须依声而作诗，故后之作诗者，皆主应於乐文也。谲者，权诈之名，讬之乐歌，依违而谏，亦权诈之义，故谓之谲谏。
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
[疏]“至于”至“雅作矣”。○正义曰：《诗》之风、雅，有正有变，故又言变之意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而不行，政教施之失所，遂使诸侯国国异政，下民家家殊俗。诗人见善则美，见恶则刺之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“至于”者，从盛而至于衰，相承首尾之言也。礼义言废者，典法仍存，但废而不行耳。政教言失者，非无政教，但施之失理耳。由施之失理，故使国国异政，家家殊俗，皆是道衰之事，故云道衰以冠之。礼义者，政教之本，故先礼义而后政教。定本“礼义废”，俗本有作“仪”字者，非也。此“家”谓天下民家。《孝经》云“非家至而日见之也”，亦谓天下民家，非大夫称家也。民随君上之欲，故称俗。若大夫之家，不得谓之俗也。变风、变雅，必王道衰乃作者，夫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；治平累世，则美刺不兴。何则？未识不善则不知善为善，未见不恶则不知恶为恶。太平则无所更美，道绝则无所复讥，人情之常理也，故初变恶俗则民歌之，风、雅正经是也；始得太平则民颂之，《周颂》诸篇是也。若其王纲绝纽，礼义消亡，民皆逃死，政尽纷乱。《易》称天地闭，贤人隐。於此时也，虽有智者，无复讥剌。成王太平之后，其美不异於前，故颂声止也。陈灵公淫乱之后，其恶不复可言，故变风息也。班固云：“成、康没而颂声寝，王泽竭而《诗》不作。”此之谓也。然则变风、变雅之作，皆王道始衰，政教初失，尚可匡而革之，追而复之，故执彼旧章，绳此新失，觊望自悔其心，更遵正道，所以变诗作也。以其变改正，法故谓之变焉。季札见歌《小雅》，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贰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！犹有先王之遗民。”是由王泽未竭，民尚知礼，以礼救世，作此变诗，故变诗，王道衰乃作也。《谱》云“夷身失礼，懿始受谮”，则周道之衰，自夷、懿始矣。变雅始於厉王，无夷、懿之雅者，盖孔子录而不得，或有而不足录也。昭十二年《左传》称祭公谋父作《祈招》之诗以谏穆王，卫顷、齐哀之时而有变风，明时作变雅，但不录之耳。王道衰，诸侯有变风；王道盛，诸侯无正风者；王道明盛，政出一人，太平非诸侯之力，不得有正风；王道既衰，政出诸侯，善恶在於己身，不由天子之命，恶则民怨，善则民喜，故各从其国，有美剌之变风也。
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，○“苛”，本亦作“荷”，音何，苛虐也。吟，疑今反，动声曰吟。“风其上”，福凤反。
[疏]“国史”至“上”。○正义曰：上既言变诗之作，此又说作变之由。言国之史官，皆博闻强识之士，明晓於人君得失善恶之迹，礼义废则人伦乱，政教失则法令酷，国史伤此人伦之废弃，哀此刑政之苛虐，哀伤之志郁积於内，乃吟咏己之情性，以风刺其上，觊其改恶为善，所以作变诗也。国史者，周官大史、小史、外史、御史之等皆是也。此承变风、变雅之下，则兼据天子诸侯之史矣。得失之迹者，人君既往之所行也。明晓得失之迹，哀伤而咏情性者，诗人也。非史官也。《民劳》、《常武》，公卿之作也。《黄鸟》、《硕人》，国人之风。然则凡是臣民，皆得风剌，不必要其国史所为。此文特言国史者，郑答张逸云：“国史采众诗时，明其好恶，令瞽矇歌之。其无作主，皆国史主之，令可歌。”如此言，是由国史掌书，故讬文史也。苟能制作文章，亦可谓之为史，不必要作史官。《駉》云“史克作是颂”，史官自有作诗者矣，不尽是史官为之也。言明其好恶，令瞽矇歌之，是国史选取善者，始付乐官也。言其无作主，国史主之，嫌其作者无名，国史不主之耳。其有作主，亦国史主之耳。“人伦之废”，即上“礼义废”也。“刑政之苛”，即上“政教失”也。动声曰吟，长言曰咏，作诗必歌，故言“吟咏情性”也。
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。故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
[疏]“达於”至“之泽”。○正义曰：此又言王道既衰，所以能作变诗之意。作诗者皆晓达於世事之变易，而私怀其旧时之风俗，见时世政事，变易旧章，即作诗以旧法诫之，欲使之合於礼义。故变风之诗，皆发於民情，止於礼义，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礼义也。又重说发情、止礼之意。发乎情者，民之性，言其民性不同，故各言其志也；止乎礼义者，先王之泽，言俱被先王遗泽，故得皆止礼义也。展转申明作诗之意。“达於事变”者，若唐有帝尧杀礼救危之化，后世习之，失之於俭不中礼。陈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风，后世习之，失之於游荡无度。是其风俗改变，时人晓达之也。“怀其旧俗”者，若齐有太公之风，卫有康叔之化，其遗法仍在，诗人怀挟之也。诗人既见时世之事变，改旧时之俗，故依准旧法，而作诗戒之。虽俱准旧法，而诗体不同，或陈古政治，或指世淫荒。虽复属意不同，俱怀匡救之意，故各发情性，而皆止礼义也。此亦兼论变雅，独言变风者，上已变风、变雅双举其文，此从省而略之也。“先王之泽”，谓先王有德泽而流及於后世，诗人得其馀化，故能怀其旧俗也。郑答张逸云：“旧俗者，若晋有尧之遗风，先王之泽，卫有康叔馀烈。”如此言，则康叔当云先公，而云先王者，以变雅有先王之泽，变风有先公之泽。故季札见歌《齐》，曰：“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？”见歌小雅，曰：“犹有先王之遗民。”是其风禀先公，雅禀先王也。上举变风，下言先王，风、雅互相见也。上言国史作诗，此言民之性，明作诗皆在民意，非独国史能为，亦是互见也。作诗止於礼义，则应言皆合礼。而变风所陈，多说奸淫之状者，男淫女奔，伤化败俗，诗人所陈者，皆乱状淫形，时政之疾病也，所言者，皆忠规切谏，救世之针药也。《尚书》之三风十愆，疾病也。诗人之四始六义，救药也。若夫疾病尚轻，有可生之道，则医之治也用心锐。扁鹊之疗太子，知其必可生也。疾病已重，有将死之势，则医之治也用心缓。秦和之视平公，知其不可为也。诗人救世，亦犹是矣。典刑未亡，觊可追改，则箴规之意切，《鹤鸣》、《沔水》，殷勤而责王也。淫风大行，莫之能救，则匡谏之志微，《溱泱》、《桑中》，所以咨嗟叹息而闵世。陈、郑之俗，亡形已成，诗人度已箴规必不变改，且复赋己之志，哀叹而已，不敢望其存，是谓匡谏之志微。故季札见歌《陈》，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！”见歌《郑》，曰：“美哉！其细已甚，民弗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！”美者，美诗人之情，言不有先王之训，孰能若此。先亡者，见其匡谏意微，知其国将亡灭也。○
是以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风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风，谓之雅。
[疏]“是以”至“之雅”。○正义曰：序说正、变之道，以风、雅与颂区域不同，故又辨三者体异之意。“是以”者，承上生下之辞，言诗人作诗，其用心如此。一国之政事善恶，皆系属於一人之本意，如此而作诗者，谓之风。言道天下之政事，发见四方之风俗，如是而作诗者，谓之雅。言风、雅之别，其大意如此也。“一人”者，作诗之人。其作诗者，道己一人之心耳。要所言一人心，乃是一国之心。诗人览一国之意，以为己心，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，使言之也。但所言者，直是诸侯之政，行风化於一国，故谓之风，以其狭故也。言天下之事，亦谓一人言之。诗人总天下之心，四方风俗，以为己意，而咏歌王政，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，发见四方之风。所言者，乃是天子之政，施齐正於天下，故谓之雅，以其广故也。风之与雅，各是一人所为，风言一国之事系一人，雅亦天下之事系一人。雅言天下之事，谓一人言天下之事。风亦一人言一国之事。序者逆顺立文，互言之耳。故《志》张逸问：“尝闻一人作诗，何谓？”答曰：“作诗者，一人而已。其取义者，一国之事。变雅则讥王政得失，闵风俗之衰，所忧者广，发於一人之本身。”如此言，风、雅之作，皆是一人之言耳。一人美，则一国皆美之；一人刺，则天下皆刺之。《谷风》、《黄鸟》，妻怨其夫，未必一国之妻皆怨夫耳。《北门》、《北山》，下怨其上，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。但举其夫妇离绝，则知风俗败矣；言己独劳从事，则知政教偏矣，莫不取众之意以为己辞。一人言之，一国皆悦。假使圣哲之君，功齐区宇，设有一人，独言其恶，如弁随、务光之羞见殷汤，伯夷、叔齐之耻事周武，海内之心不同之也。无道之主，恶加万民，设有一人，独称其善，如张竦之美王莽，蔡邕之惜董卓，天下之意不与之也。必是言当举世之心，动合一国之意，然后得为风、雅，载在乐章。不然，则国史不录其文也。此言谓之风、雅，理兼正、变。天下无道，政出诸侯，而变雅亦称雅者，当作变雅之时，王政仍被邦国。《大学》曰：“尧、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，桀、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。”是善政、恶政皆能正人，所以幽、厉之诗亦名为雅。及平王东迁，政遂微弱，其政才行境内，是以变为风焉。
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
[疏]“雅者”至“雅焉”。○正义曰：上已解风名，故又解雅名。雅者训为正也，由天子以政教齐正天下，故民述天子之政，还以齐正为名。王之齐正天下得其道，则述其美，雅之正经及宣王之美诗是也。若王之齐正天下失其理，则刺其恶，幽、厉小雅是也。诗之所陈，皆是正天下大法，文、武用诗之道则兴，幽、厉不用诗道则废。此雅诗者，言说王政所用废兴，以其废兴，故有美刺也。又解有二雅之意。王者政教有小大，诗人述之亦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小雅所陈，有饮食宾客，赏劳群臣，燕赐以怀诸侯，征伐以强中国，乐得贤者，养育人材，於天子之政，皆小事也。大雅所陈，受命作周，代殷继伐，荷先王之福禄，尊祖考以配天，醉酒饱德，能官用士，泽被昆虫，仁及草木，於天子之政，皆大事也。诗人歌其大事，制为大体；述其小事，制为小体。体有大小，故分为二焉。风见优劣之差，故《周南》先於《召南》，雅见积渐之义，故小雅先於大雅，此其所以异也。诗体既异，乐音亦殊。国风之音，各从水土之气，述其当国之歌而作之。雅、颂之音，则王者遍览天下之志，总合四方之风而制之，《乐记》所谓“先王制雅、颂之声以道之”，是其事也。诗体既定，乐音既成，则后之作者各从旧俗。“变风”之诗，各是其国之音，季札观之，而各知其国，由其音异故也。小雅音体亦然。正经述大政为大雅，述小政为小雅，有小雅、大雅之声。王政既衰，变雅兼作，取大雅之音，歌其政事之变者，谓之“变大雅”；取其小雅之音，歌其政事之变者，谓之“变小雅”，故变雅之美刺，皆由音体有小大，不复由政事之大小也。风述诸侯之政，非无小大，但化止一国，不足分别。颂则功成乃作，归美报神，皆是大事，无复别体，故不分为“二风”、“二颂”也。定本“王政所由废兴”，俗本“王政”下有“之”字，误也。
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，告於神明者也。
[疏]“颂者”至“神明者”。○正义曰：上解风、雅之名，风、雅之体，故此又解颂名、颂体。上文因变风、变雅作矣，即说风、雅之体，故言“谓之风”，“谓之雅”，以结上文。此上未有颂作之言，文无所结，故云“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”，明训“颂”为“容”，解颂名也。“以其成功，告於神明”，解颂体也。上言“雅者，正也”，此亦当云“颂者，容也”。以雅已备文，此亦从可知，故略之也。《易》称“圣人拟诸形容，象其物宜”，则形容者，谓形状容貌也。作颂者美盛德之形容，则天子政教有形容也。可美之形容，正谓道教周备也，故《颂谱》云：“天子之德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无不覆焘，无不持载。”此之谓容，其意出於此也。“成功”者，营造之功毕也。天之所营在於命圣，圣之所营在於任贤，贤之所营在於养民。民安而财丰，众和而事节，如是则司牧之功毕矣。干戈既戢，夷狄来宾，嘉瑞悉臻，远迩咸服，群生尽遂其性，万物各得其所，即是成功之验也。万物本於天人本於祖，天之所命者牧民也，祖之所命者成业也。民安业就，须告神使知，虽社稷山川四岳河海皆以民为主，欲民安乐，故作诗歌其功，遍告神明，所以报神恩也。王者政有兴废，未尝不祭群神，但政未太平，则神无恩力，故太平德洽，始报神功。颂诗直述祭祀之状，不言得神之力，但美其祭祀，是报德可知。此解颂者，唯《周颂》耳，其商、鲁之颂则异於是矣。《商颂》虽是祭祀之歌，祭其先王之庙，述其生时之功，正是死后颂德，非以成功告神，其体异於《周颂》也。《鲁颂》主咏僖公功德才，如变风之美者耳，又与《商颂》异也。颂者，美诗之名，王者不陈鲁诗，鲁人不得作风，以其得用天子之礼，故借天子美诗之名，改称为颂，非《周颂》之流也。孔子以其同有颂名，故取备三颂耳。置之《商颂》前者，以鲁是周宗亲同姓，故使之先前代也。
是谓四始，《诗》之至也。始者，王道兴衰之所由。
[疏]“是谓四始，诗之至也”。○正义曰：“四始”者，郑答张逸云：“风也，小雅也，大雅也，颂也。人君行之则为兴，废之则为衰。”又笺云：“始者，王道兴衰之所由。”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，故谓之四始也。“《诗》之至”者，《诗》理至极，尽於此也。序说《诗》理既尽，故言此以终之。案《诗纬·汎历枢》云：“《大明》在亥，水始也。《四牡》在寅，木始也。《嘉鱼》在已，火始也。《鸿雁》在申，金始也。”与此不同者，纬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义，以《诗》文讬之。又郑作《六艺论》，引《春秋纬·演孔图》云：“《诗》含五际、六情”者，郑以《汎历枢》云午亥之际为革命，卯酉之际为改正。辰在天门，出入候听。卯，《天保》也。酉，《祈父》也。午，《采芑》也。亥，《大明》也。然则亥为革命，一际也；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，二际也；卯为阴阳交际，三际也；午为阳谢阴兴，四际也；酉为阴盛阳微，五际也。其六情者，则《春秋》云“喜、怒、哀、乐、好、恶”是也。《诗》既含此五际六情，故郑於《六艺论》言之。
然则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鹊巢》、《驺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系之召公。自，从也。从北而南，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。先王，斥大王、王季。○麟音吕辛反。趾音止。驺，本亦作ＺＺ，音侧留反。召，本亦作邵，同，音上照反。后“召南”、“召公”皆同。岐音其宜反，山名，或音祇。被音皮寄反。“大王”音泰。
[疏]“然则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”至“系之召公”。正义曰：序因《关雎》是风化之始，遂因而申之，广论《诗》义《诗》理既尽，然后乃说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。然者，然上语；则者，则下事，因前起后之势也。然则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是王者之风，文王之所以教民也。王者必圣，周公圣人，故系之周公。不直名为“周”，而连言“南”者，言此文王之化，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。《鹊巢》、《驺虞》之德，是诸侯之风，先王大王、王季所以教化民也。诸侯必贤，召公贤人，故系之召公。不复言“南”，意与《周南》同也。《周南》言化，《召南》言德者，变文耳。上亦云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”，是其通也。诸侯之风，言先王之所以教；王者之风，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，二《南》皆文王之化，不嫌非文王也。但文王所行，兼行先王之道，感文王之化为《周南》，感先王之化为《召南》，不言先王之教，无以知其然，故特著之也。此实文王之诗，而系之二公者，《志》张逸问：“王者之风，王者当在雅，在风何？”答曰：“文王以诸侯而有王者之化，述其本宜为风。”逸以文王称王，则诗当在雅，故问之。郑以此诗所述，述文王为诸侯时事，以有王者之化，故称王者之风，於时实是诸侯，诗人不为作雅。文王三分有二之化，故称“王者之风”，是其风者，王业基本。此述服事殷时王业基本之事，故云“述其本宜为风”也。化霑一国谓之为风，道被四方乃名为雅，文王才得六州，未能天下统一，虽则大於诸候，正是诸侯之大者耳。此二《南》之人犹以诸侯待之，为作风诗，不作雅体。体实是风，不得谓之为雅。文王末年，身实称王，又不可以《国风》之诗系之王身。名无所系，诗不可弃，因二公为王行化，是故系之二公。天子嫁女於诸侯，使诸侯为之主，亦此义也。其《鹿鸣》，文王诗人，本以天子待之作雅，非基本之事，故不为风也。若然，作王者之风，必感圣人之化，已知文王之圣，应知终必为王。不为作雅而作风者，诗者志也，各言其志。文王於时未称王号，或为作雅，或为作风，人志不同故也。○笺“自从”至“王季”。○正义曰：《释诂》云：“从，自也。”反覆相训，是“自”得为“从”也。文王之国在於岐周东北，近於纣都，西北迫於戎狄，故其风化南行也。《汉广序》云“美化行乎江汉之域”，是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。太王始有王迹，周之追谥，上至太王而已，故知先王斥太王、王季。
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，
[疏]“《周南》”至“之基”。○正义曰：既言系之周、召，又总举二《南》要义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二十五篇之诗，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，王业风化之基本也。高以下为基，远以近为始。文王正其家而后及其国，是正其始也。化南土以成王业，是王化之基也。季札见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曰：“始基之矣，犹未也。”服虔云：“未有《雅》、《颂》之成功。”亦谓二《南》为王化基始，序意出于彼文也。
是以《关雎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焉，是《关雎》之义也。“哀”盖字之误也，当为“衷”。“衷”谓中心恕之，无伤善之心，谓好逑也。○淑，常六反，善也。哀，前儒并如字。《论语》云“哀而不伤”是也。郑氏改作“衷”，竹隆反。窈，乌了反。窕，徒了反。毛云：“窈窕，幽闲也。”王肃云：“善心曰窈，善容曰窕。”恕音庶，本又作“念”。好，呼报反。逑音求。
[疏]“是以”至“之义也”。○正义曰：上既总言二《南》，又说《关雎》篇义，覆述上后妃之德由，言二《南》皆是正始之道，先美家内之化。是以《关雎》之篇，说后妃心之所乐，乐得此贤善之女，以配己之君子；心之所忧，忧在进举贤女，不自淫恣其色；又哀伤处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进，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。君子劳神苦思，而无伤害善道之心，此是《关雎》诗篇之义也。毛意当然。定本“是《关雎》之义”，俗本“是”下有“以”者，误也。郑以“哀”为“衷”，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閒之善女，思使此女有贤才之行，欲令宫内和协而无伤害善人之心。馀与毛同。妇人谓夫为君子，上下之通名。乐得淑女，以配君子，言求美德善女，使为夫嫔御，与之共事文王，五章皆是也。女有美色，男子悦之，故经传之文通谓女人为色。淫者过也，过其度量谓之为淫。男过爱女谓淫女色，女过求宠是自淫其色。此言不淫其色者，谓后妃不淫恣已身之色。其者，其后妃也。妇德无厌，志不可满，凡有情欲，莫不妒忌。唯后妃之心，忧在进贤，贤人不进，以为己忧。不纵恣己色，以求专宠，此生民之难事，而后妃之性能然，所以歌美之也。毛以为哀窈窕之人与后妃同德者也，后妃以已则能配君子，彼独幽处未升，故哀念之也。既哀窈窕之未升，又思贤才之良质，欲进举之也。哀窈窕还是乐得淑女也，思贤才还是忧在进贤也，殷勤而说之也。指斥诗文则忧在进贤，下三章是也。不淫其色，首章上二句是也。此诗之作，主美后妃进贤，所以能进贤者，由不淫其色，故先言不淫其色。序论作者之意，主在进贤，故先云进贤，所以经序倒也。郑解哀字为异，其经亦与毛同。○笺“哀盖”至“好逑”。○正义曰：以后妃之求贤女，直思念之耳，无哀伤之事在其閒也。经云“锺鼓乐之”，“琴瑟友之”，哀乐不同，不得有悲哀也，故云“盖字之误”。笺所易字多矣，皆注云当为某字。此在《诗》初，故云盖为疑辞。以下皆仿此。衷与忠，字异而义同，於文中心为忠，如心为恕，故云恕之，谓念恕此窈窕之女，思使之有贤才，言不忌胜已而害贤也。无伤善之心，谓不用伤害善人。经称众妾有逑怨，欲令窈窕之女和谐，不用使之相伤害，故云“谓好逑也”。《论语》云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，即此序之义也。《论语》注云：“哀世夫妇不得此人，不为灭伤其爱。”此以哀为衷，彼仍以哀为义者，郑答刘炎云：“《论语》注人閒行久，义或宜然，故不复定，以遗后说。”是郑以为疑，故两解之也。必知毛异於郑者，以此诗出於毛氏，字与三家异者动以百数。此序是毛置篇端，若毛知其误，自当改之，何须仍作哀字也？毛无破字之理，故知从哀之义。毛既以哀为义，则以下义势皆异於郑。思贤才，谓思贤才之善女也。无伤善之心，言其能使善道全也。庸人好贤则志有懈倦，中道而废则善心伤。后妃能寤寐而思之，反侧而忧之，不得不已，未尝懈倦，是其善道必全，无伤缺之心。然则毛意无伤善之心，当谓三章是也。王肃云：“哀窈窕之不得，思贤才之良质，无伤善之心焉。若苟慕其色，则善心伤也。”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；兴也。关关，和声也。雎鸠，王雎也，鸟挚而有别。水中可居者曰洲。后妃说乐君子之德，无不和谐，又不淫其色，慎固幽深，若关雎之有别焉，然后可以风化天下。夫妇有别则父子亲，父子亲则君臣敬，君臣敬则朝廷正，朝廷正则王化成。笺云：挚之言至也，谓王雎之鸟，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。○雎，七胥反。鸠，九尢反，鸟之有至别者。洲音州。兴，虚应反，沈许甑反。案：兴是譬谕之名，意有不尽，故题曰兴。他皆放此。挚本亦作鸷，音至。别，彼竭反，下同。说音悦。乐音洛。谐，户皆反。朝，直遥反。廷，徒佞反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窈窕，幽閒也。淑，善。逑，匹也。言后妃有关雎之德，是幽閒贞专之善女，宜为君子之好匹。笺云：怨耦曰仇。言后妃之德和谐，则幽閒处深宫贞专之善女，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。言皆化后妃之德，不嫉妒，谓三夫人以下。○好，毛如字，郑呼报反。《兔罝》诗放此。逑音求，毛云“匹也”，本亦作仇，音同。郑云“怨耦曰仇”。閒音闲，下同。耦，五口反。能为，于伪反。嫉音疾，徐音自后皆同。妒，丁路反，以色曰妒。
[疏]“关关”至“好逑”。○正义曰：毛以为关关然声音和美者，是雎鸠也。此雎鸠之鸟，虽雌雄情至，犹能自别，退在河中之洲，不乘匹而相随也，以兴情至，性行和谐者，是后妃也。后妃虽说乐君子，犹能不淫其色，退在深宫之中，不亵渎而相慢也。后妃既有是德，又不妒忌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故窈窕然处幽閒贞专之善女，宜为君子之好匹也。以后妃不妒忌，可共以事夫，故言宜也。○郑唯下二句为异，言幽閒之善女谓三夫人、九嫔，既化后妃，亦不妒忌，故为君子文王和好众妾之怨耦者，使皆说乐也。○传“关关”至“王化成”。○正义曰：《释诂》云：“关关，雍雍，音声和也。”是关关为和声也。“雎鸠，王雎也”，《释鸟》文。郭璞曰：“雕类也。今江东呼之为鹗，好在江边沚中，亦食鱼。”陆机《疏》云：“雎鸠，大小如鸱，深目，目上骨露，幽州人谓之鹫。而扬雄、许慎皆曰白鷢，似鹰，尾上白。”定本云“鸟挚而有别”，谓鸟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犹能有别，故以兴后妃说乐君子情深，犹能不淫其色。传为“挚”字，实取至义，故笺云“挚之言至，王雎之鸟，雄雌情意至然而有别”，所以申成毛传也。俗本云“雎鸠，王雎之鸟”者，误也。“水中可居者曰洲”，《释水》文也。李巡曰：“四方皆有水，中央独可居。”《释水》又曰“小洲曰渚”，“小渚曰沚”，“小沚曰坻”。“江有渚”，传曰：“渚，小洲也。”《蒹葭》传、《谷风》笺并云“小渚曰沚”，皆依《尔雅》为说也。《采蘩》传曰：“沚，渚。”《凫鹥》传曰：“渚，沚。”互言以晓人也。《蒹葭》传文云：“坻，小渚也。”不言小沚者，沚、渚大小异名耳，坻亦小於渚，故举渚以言之。和谐者，心中和悦，志意谐適，每事皆然，故云“无不和谐”。又解以“在河之洲”为喻之意，言后妃虽悦乐君子，不淫其色，能谨慎贞固，居在幽閒深宫之内，不妄淫亵君子，若雎鸠之有别，故以兴焉。后妃之德能如是，然后可以风化天下，使夫妇有别。夫妇有别，则性纯子孝，故能父子亲也，孝子为臣必忠，故父子亲则君臣敬。君臣既敬，则朝廷自然严正。朝廷既正，则天下无犯非礼，故王化得成也。○传“窈窕”至“好匹”。正义曰：窈窕者，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状窈窕然，故笺言幽閒深宫是也。传知然者，以其淑女已为善称，则窈窕宜为居处，故云幽閒，言其幽深而閒静也。扬雄云“善心为窈，善容为窕”者，非也。“逑，匹”，《释诂》文。孙炎云：“相求之匹。”《诗》本作逑，《尔雅》多作仇，字异音义同也。又曰“后妃有关雎之德，是幽閒贞专之善女，宜为君子之好匹”者，美后妃有思贤之心，故说贤女宜求之状，总言宜求为君子好匹，则总谓百二十人矣。○笺“不嫉”至“以下”。○正义曰：下笺“三夫人、九嫔以下”，此直云“三夫人以下”，然则九嫔以下总谓众妾，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嫔耳，以其淑女和好众妾，据尊者，故唯指九嫔以上也。求菜论皆乐后妃之事，故兼言九嫔以下，总百二十人也。若然，此众妾谓世妇、女御也。《周礼》注云：“世妇、女御不言数者，君子不苟於色，有妇德者充之，无则阙。”所以得有怨者，以其职卑德小，不能无怨，故淑女和好之。见后妃和谐，能化群下，虽有小怨，和好从化，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。此言百二十人者，《周南》王者之风，以天子之数拟之，非其时即然也。何者？文王为诸侯早矣，岂先无嫔妾一人，皆须后妃求之？且百二十人之数，《周礼》始置，郑於《檀弓》差之：帝喾立四妃，帝尧因焉；舜不告而娶，不立正妃；夏增以九女为十二人，殷则增以二十七人为三十九人，至周增以八十一人为百二十人。当殷之时，唯三十九人，况文王为诸侯世子，岂有百二十人也？
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；荇，接余也。流，求也。后妃有关雎之德，乃能共荇菜，备庶物，以事宗庙也。笺云：左右，助也。言后妃将共荇菜之菹，必有助而求之者。言三夫人、九嫔以下，皆乐后妃之乐。○参，初金反。差，初宜反，又初佳反。荇，衡猛反，本亦作莕，沈有并反。左右，王申毛如字；郑上音佐，下音佑。“接余”音馀，本或作“菨荼”，非。共音恭，本或作供，下“共荇菜”并同。菹，阻鱼反，字又作菹。嫔，鼻申反，内官名。乐音洛，又音岳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寤，觉。寐，寝也。笺云：言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，欲与之共已职也。○寤，五路反。寐，莫利反。觉，音教。
[疏]“参差”至“求之”。○毛以为后妃性既和谐，堪居后职，当共荇菜以事宗庙。后妃言此参差然不齐之荇菜，须嫔妾左右佐助而求之。由此之故，思求淑女。窈窕然幽閒贞专之善女，后妃寤寐之时常求之也。○郑以为夫人、九嫔既不妒忌世妇、女御，又无怨争，上下说乐，同化后妃，故於后妃将共参差之荇菜以事宗庙之时，则嫔、御之等皆竞佐助后妃而求之，言皆乐后妃之事。既言乐助后妃，然后倒本其事，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，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时，后妃於觉寐之中常求之，欲与之共己职事，故得之也。○传“荇接”至“宗庙”。○正义曰：《释草》云：“莕，接余，其叶符。”陆机《疏》云“接余，白茎，叶紫赤色，正员，径寸馀，浮在水上，根在水底，与水深浅等，大如钗股，上青下白，鬻其白茎，以苦酒浸之，肥美可案酒”是也。定本“荇，接余也”，俗本“荇”下有“菜”字，衍也。“流，求”，《释言》文也。所以论求菜事以美后妃者，以德不和谐，不当神明，则不能事宗庙。今后妃和谐，有关雎之德，乃能共荇菜，备庶物，以事宗庙也。案《天官·醢人》陈四豆之实，无荇菜者，以殷礼。诗咏时事，故有之。言“备庶物”者，以荇菜亦庶物之一，不谓今后妃尽备庶物也。《礼记·祭统》曰：“水草之菹，陆产之醢，小物备矣。三牲之俎，八簋之实，美物备矣。昆虫之异，草木之实，阴阳之物备矣。凡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长，苟可荐者，莫不咸在，示尽物也。”是祭必备庶物也。此经序无言祭事，知事宗庙者，以言“左右流之”，助后妃求荇菜。若非祭菜，后不亲采。《采蘩》言夫人奉祭，明此亦祭也。○笺“左右”至“之事”。○正义曰：“左右，助也”，《释诂》文。此章未得荇菜，故助而求之。既得，故四章论“采之”。采之既得，故卒章言“择之”。皆是淑女助后妃，故每云“左右”。此章始求，谓未当祭时，故云“将共荇菜”。四章“琴瑟友之”，卒章“锺鼓乐之”，皆谓祭时，故笺云“共荇菜之时”也。此云“助而求之”，谓未祭时亦赞助也，故《天官·九嫔职》云：“凡祭祀，赞后荐，彻豆笾。”《世妇职》云：“祭之日，莅陈女官之具，凡内羞之物。”《女御职》曰：“凡祭祀，赞世妇。”《天官·序官》注云：“夫人之於后，犹三公之於王，坐而论妇礼，无官职之事。”明祭时皆在，故下章论祭时皆有淑女之文，明赞助可知也。此九嫔以下兼世妇、女御也。言“皆乐后妃之事”者，明既化其德，又乐其事，见后妃德盛感深也。事者，荇菜之事也。事为劳务，尚能乐之，况於其德乎！
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；服，思之也。笺云：服，事也。求贤女而不得，觉寐则思己职事当谁与共之乎！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悠，思也。笺云：思之哉！思之哉！言已诚思之。卧而不周曰辗。○悠音由。辗，本亦作展，哲善反，吕忱从车、展。郑云“不周曰辗”，注本或作“卧而不周”者，剩二字也。
[疏]“求之”至“反侧”。○毛以为后妃求此贤女之不得，则觉寐之中服膺念虑而思之。又言后妃诚思此淑女哉！诚思此淑女哉！其思之时，则辗转而复反侧，思念之极深也。○郑唯以服为事，求贤女而不得，觉寐则思已职事当谁与共之。馀同也。○传“服，思之也”。○正义曰：王肃云：“服膺思念之。”笺以《释诂》文“服，事也”，本求淑女为已职事，故易之也。○笺“卧而不周曰辗”。○正义曰：《书传》曰“帝犹反侧晨兴”，则反侧亦卧而不正也。反侧既为一，则辗转亦为一，俱为卧而不周矣。笺独以辗为不周者，辨其难明，不嫌与转异也。《泽陂》云“辗转伏枕”，伏枕，据身伏而不周，则辗转同为不周，明矣。反侧犹反覆，辗转犹婉转，俱是回动，大同小异，故《何人斯》笺“反侧，辗转”是也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；笺云：言后妃既得荇菜，必有助而采之者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宜以琴瑟友乐之。笺云：同志为友。言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，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，共荇菜之时，乐必作。
[疏]“参差”至“友之”。○毛以为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，言既求得参差之荇菜，须左右佐助而采之，故所以求淑女也，故思念此处窈窕然幽閒之善女，若来，则琴瑟友而乐之。思设乐以待之，亲之至也。○郑以为后妃化感群下，既求得之，又乐助采之。言参差之荇菜求之既得，诸嫔御之等皆乐左右助而采之，既化后妃，莫不和亲，故当共荇菜之时，作此琴瑟之乐，乐此窈窕之淑女。其情性之和，上下相亲，与琴瑟之音宫商相应无异，若与琴瑟为友然，共之同志，故云琴瑟友之。○传“宜以琴瑟友乐之”。○正义曰：此称后妃之意。后妃言已思此淑女，若来，已宜以琴瑟友而乐之。言友者，亲之如友。下传曰“德盛者宜有锺鼓之乐”，与此章互言也。明淑女若来，琴瑟锺鼓并有，故此传并云“友乐之”，亦逆取下章之意也。以乐有二等，相分以著义。琴瑟，乐之细者，先言之，见其和亲。锺鼓，乐之大者，故卒章言之，显其德盛。毛氏於序不破“哀”字，则此诗所言，思求淑女而未得也，若得，则设琴瑟锺鼓以乐此淑女。故孙毓述毛云：“思淑女之未得，以礼乐友乐之。”是思之而未致，乐为淑女设也。知非祭时设乐者，若在祭时，则乐为祭设，何言德盛？设女德不盛，岂祭无乐乎？又琴瑟乐神，何言友乐也？岂得以祭时之乐，友乐淑女乎？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，假设之也。○笺“同志为友”。○正义曰：人之朋友，执志协同。今淑女来之，雍穆如琴瑟之声和，二者志同，似於人友，故曰“同志为友”。琴瑟与锺鼓同为祭时，但此章言采之，故以琴瑟为友以韵之；卒章云芼，故以锺鼓为乐以韵之，俱祭时所用，而分为二等耳。此笺“乐必作”，兼下锺鼓也。下笺“琴瑟在堂”，亦取此云“琴瑟友之”，言淑女以琴瑟为友。下云“锺鼓乐之”，共荇菜之事，为锺鼓乐淑女。二文不同者，因事异而变其文。以琴瑟相和，似人情志，故以友言之；锺鼓铿宏，非情志可比，故以乐言之，见祭时淑女情志之和，而因听祭乐也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；芼，择也。笺云：后妃既得荇菜，必有助而择之者。○芼，毛报反。
[疏]传“芼，择也”。○正义曰：《释言》云：“芼，搴也。”孙炎曰：“皆择菜也。”某氏曰：“搴犹拔也。”郭璞曰：“拔取菜也。”以搴是拔之义。《史记》云“斩将搴旗”，谓拔取敌人之旗也。芼训为“拔”，而此云“芼之”，故知拔菜而择之也。
窈窕淑女，锺鼓乐之。德盛者宜有锺鼓之乐。笺云：琴瑟在堂，锺鼓在庭，言共荇菜之时！上下之乐皆作，盛其礼也。○“乐之”音洛，又音岳。或云协韵，宜五教反。
[疏]笺“琴瑟”至“其礼”。○正义曰：知“琴瑟在堂，锺鼓在庭”者，《皋陶谟》云“琴瑟以咏，祖考来格”，乃云“下管鼗鼓”，明琴瑟在上，鼗鼓在下。《大射礼》颂锺在西阶之西，笙锺在东阶之东，是锺鼓在庭也。此诗美后妃能化淑女，共乐其事，既得荇菜以祭宗庙，上下乐作，盛此淑女所共之礼也。乐虽主神，因共荇菜，归美淑女耳。
《关雎》五章，章四句。故言三章，一章章四句，二章章八句。五章是郑所分，“故言”以下是毛公本意。后放此。
[疏]自古而有篇章之名，与诗体俱兴也，故《那序》曰“得《商颂》十二篇”，《东山序》曰“一章言其完”是也。句则古者谓之为言。《论语》云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则以“思无邪”一句为一言。《左氏》曰“臣之业在《扬之水》卒章之四言”，谓第四句，不敢告人也，及赵简子称子大叔“遗我以九言”，皆以一句为一言也。秦、汉以来，众儒各为训诂，乃有句称。《论语》注云“此‘我行其野’之句”是也。句必联字而言，句者局也，联字分疆，所以局言者也。章者明也，总义包体，所以明情者也。篇者遍也，言出情铺，事明而遍者也。然字之所用，或全取以制义，“关关雎鸠”之类也。或假辞以为助，者、乎、而、只、且之类也。句者联字以为言，则一字不制也。以诗者申志，一字则言蹇而不会，故《诗》之见句，少不减二，即“祈父”、“肇禋”之类也。三字者，“绥万邦”、“娄丰年”之类也。四字者，“关关雎鸠”、“窈窕淑女”之类也。五字者，“谁谓雀无角，何以穿我屋”之类也。六字者，“昔者先王受命”、“有如召公之臣”之类也。七字者，“如彼筑室於道谋”、“尚之以琼华乎而”之类也。八字者，“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、“我不敢效我友自逸”是也。其外更不见九字、十字者。挚虞《流外论》云《诗》有九言者，“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”是也。遍检诸本，皆云《泂酌》三章，章五句，则以为二句也。颜延之云：“《诗》体本无九言者，将由声度阐缓，不协金石，仲冶之言，未可据也。”句字之数，四言为多，唯以二三七八者，将由言以申情，唯变所適，播之乐器，俱得成文故也。诗之大体，必须依韵，其有乖者，古人之韵不协耳。之、兮、矣、也之类，本取以为辞，虽在句中，不以为义，故处末者，皆字上为韵。之者，“左右流之”、“寤寐求之”之类也。兮者，“其实七兮”、“迨其吉兮”之类也。矣者，“颜之厚矣”、“出自口矣”之类也。也者，“何其处也”、“必有与也”之类也。《著》“俟我于著乎而”，《伐檀》“且涟猗”之篇，此等皆字上为韵，不为义也。然人志各异，作诗不同，必须声韵谐和，曲应金石，亦有即将助句之字，以当声韵之体者，则“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”，“不思其反，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”，“是究是图，亶其然乎”，“其虚其徐，既亟只且”之类是也。章者，积句所为，不限句数也，以其作者陈事，须有多少章总一义，必须意尽而成故也。累句为章，则一句不可，二句得为之，《卢令》及《鱼丽》之下三章是也。其三句则《麟趾》、《甘棠》、《驺虞》之类是也。其多者，《载芟》三十一句，《閟宫》之三章三十八句，自外不过也。篇之大小，随章多少。风、雅之中，少犹两章以上，即《驺虞》、《渭阳》之类是也。多则十六以下，《正月》、《桑柔》之类是也。唯《周颂》三十一篇，及《那》、《烈祖》、《玄鸟》，皆一章者。以其风、雅叙人事，刺过论功，志在匡救，一章不尽，重章以申殷勤，故风、雅之篇无一章者。颂者，太平德洽之歌，述成功以告神，直言写志，不必殷勤，故一章而已。《鲁颂》不一章者，《鲁颂》美僖公之事，非告神之歌，此则论功颂德之诗，亦殷勤而重章也。虽云盛德所同，《鲁颂》实不及制，故颂体不一也。高宗一人，而《玄鸟》一章，《长发》、《殷武》重章者，或诗人之意，所作不同；或以武丁之德，上不及成汤，下又逾於鲁僖。论其至者，同於太平之歌；述其祖者，同於论功之颂。明成功有大小，其篇咏有优劣。采立章之法，不常厥体，或重章共述一事，《采蘋》之类；或一事叠为数章，《甘棠》之类；或初同而末异，《东山》之类；或首异而末同，《汉广》之类；或事讫而更申，《既醉》之类；或章重而事别，《鸱鸮》之类。《何草不黄》，随时而改色；《文王有声》，因事而变文；“采采芣苡”，一章而再言；《宾之初筵》，三章而一发。或篇有数章，章句众寡不等；章有数句，句字多少不同，皆由各言其情，故体无恒式也。《东山·序》云一章、二章、三章、四章，不谓末章为卒章。及《左传》曰《七月》之卒章，又《扬之水》卒章者，《东山》分别章意，从一而终於四，故不言卒章也。《左传》言卒章者，卒，终也，言终篇之章。言卒者，对始也。终篇为卒章，则初篇为首章矣，故郑注《礼记》云“《缁衣》之首章”是也。若然，言卒者，对首也，则《武》唯一章，而《左传》曰“作《武》，其卒章曰‘耆定尔功’者，以‘耆定尔功’是章之卒句故也。《大司乐》注云“《驺虞》，乐章名，在《召南》之卒章”者，正谓其卒篇。谓之章者，乘上《驺虞》为乐章，故言“在《召南》之卒章”也。定本章句在篇后。《六艺论》云“未有若今传训章句”，明为传训以来，始辨章句。或毛氏即题，或在其后人，未能审也。